中世纪的日本农村

最上义成

　　中世的日本庄园是指在一定的地域内是包含耕地、山林、原野，灌溉等方面并带封锁性倾向的地方经济的一种单位，就当时来说，农民(即庄园人民)对土地和生产工具等没有丝毫的权利，且收获物中除一小部分能给予自己作为食物外，其他的全部都被领主榨取，他们完全是作为奴隶而存在的。然而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领主们看到了小农经营的有利性，同时通过对农民农具和土地的占有，使得奴隶的位置出现了变化；再者有些农民也仿照领主通过收取地租来维持生活，这样一来，他们的地位就渐渐地向地主靠拢了。这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的确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镰仓时代的农村中所有的人被细分为武士、作人、下作人等不同的身分。当时农民的耕种面积大约为二十三反或一町二十三反不等。除了耕种外，农民还要提供警备、承担杂务等工作，而每到了收成季节，总收获量的六○～七○％要归于领主，其他留给作人(农民)的东西只有一点点，更不用说下作人的收获的八○～九○％要完全归于领主了。说到这儿，笔者不禁感觉到一种可怕，所有的收成，近半都成了那些大名、领主的东西。农民却几乎一无所有，在这样生活下的农民，又如何不通过一揆来解决问题。

　　镰仓幕府和后来的室町幕府都是由守护大名所组合而成的联合政权，但是这种将军与大名之间面和心不和的统治带来的却是各地大名势力之间的争夺以及为将军之位和侵占领土而展开的无尽征战。从和平年代起就一直存在的各地的地头、地方的守护更是纷纷大名化，同时不断的扩张自己的势力，在这个实力至上的下克上时代，一幕幕悲欢离合的戏剧不断的上演着，所以说应仁之乱后的战国时代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完全说明白的时代。然则这并不是本文所探讨的问题，在此也就不加以细述了。

　　随着时代慢慢地推进，到了室町时代时，日本各地纷纷形成了不同的大名领，领主们为了扩充自己的势力，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对农业工作进行努力的发展，在这一个时代中，农业技术的进步是相当明显的，如二毛作的普及、农具的进步改良、新兴作物（草棉、菜种、茶、大豆等）的栽培、肥料的使用、治水技术的进步，开垦事业、灌溉用水的共同管理等事关生产力的技术都在这一时代中得到了明显增加，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农业技术的进步以及生产力的增加也使得耕地开始慢慢的变多，于是农民的力量也得以加强。可这样一来，领主和村长的立场也就相对的不自由起来，农民地位也开始向高的方向发展了。到了室町时代的末期，原来那种只为领主的私田进行耕种的方式渐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向领主交上地租（即年贡租）的方式，此时的领主和村长，已经是全面的地主化了。

　　室町幕府末期，天灾、饥荒四起，农民的生活日益贫困，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的地方都以一村一乡为单位向领主要求减免负担的申诉或是展开集体大逃亡，集体大逃亡对于领主来说是一种非常致命的打击。为什么呢？那是因此农民都跑了，那平时谁去种地，战时又从那儿去找兵呢？更不要说因此带来的种种不便，但对于农民来说，在减免年贡申诉达不到目的时，逃跑就成了为最后的手段了。

　　不过在那个时代有些农民为了自救，也拿起了武器进行反抗，这样一来，一揆战争也就应运而生了。在这些起义中，最大的几次一揆莫过于应永三十二年（西元1426年）的近江德政一揆、土一揆以及发生在近畿、北陆的一园一揆，这些战争都对幕府造成了很大的震动。但是对于农民来说，强诉、逃跑、一揆都是他们对那些剥存了他们生存权力的支配层而发起的战争。但除了上述的几层意思外也有一些地方以农民之力为领主去守护农业生产的战争。

　　战乱、一揆等因素使得孤立的、封建的庄园经济体制逐渐崩坏了，此时，以地理结构相近为主的乡村制开始慢慢的出现在日本。从一揆使得广大农民以同一个目的结合在一起就可以看出，古代庄园制度的外壳被打破只是迟早的问题了。在这儿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灌溉用水的问题，在古代庄园中往往是通过大规模的划分领土来解决这个麻烦，但是在乡村制的时代，拥有共同用水利害关系的地区有机的结合在了一起。这种结合是以乡村这个小单位组成的，农民们以他们各自的出生地为中心，同时又被守护村子这个共同利益而驱动着、于是这个诱人的领土自主权将一个个自治领牢牢地团结在了一起。

　　当时的神社和村民的结合是必然的事情，因为从当时情况来讲，村中很多重要的大事都是在神社前举行的。同时产土神也有着相当多的规章和誓言，这些东西我们今天还能从宽政年间久留米藩庄屋的呈请文上看到。产土神的祭祀对于村子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现在各村落的产土神的宫座起源也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然而在近畿地区的情况却又有所不同，他们是以自治组织为基本，同时制定村规民约对全体的村民实行自治，同时还拥有着一定的自治审判权。

　　室町时代中期，真宗派以庶民宗教的形式在地方广泛普及。他们进入村落的时候首先采取让在村落中有地位有身份的人建立信仰，这样在那些名主阶层的带动下很快就能使得整个村镇的人成为信徒。现在三井郡内的七十三座寺院中有六十三座（占总数的百分之八○％）是在室町中期以来到明治截止的时代建造的。而这其中的五十五座就是隶属于真宗派的寺院，我们从这个侧面就可以推测出真宗派在当时的普及程度。而即便是拥有久远历史的国分寺，以高良山为中心的古代佛教流派也不得不低头向这新生的流派要求分一杯羹。就这样，那些历史悠久的名寺古刹也开始显示出了衰落的前兆。过了不久，真宗派的信徒们在日本国内的重要城市相继建立了寺庙，如日比生的光莲寺（宽正元年）、仁王丸的真教寺（永正四年）、法圆寺（天文元年）、赤司的荣恩寺（庆长二年）、稻数的光福寺（庆长四年）都是在那个时代建立的，而它们的创建者也多是当时当地的名流，富豪。门徒的分布状况与寺院，村落的关系也体现出了当时各地地方的行政构成。在以家系为小团体的农村社会中，真宗派带来了以宗教团体为单位的新集团概念，这使得村落的性质更加趋向于近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