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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辰战争中火器因素的影响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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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3 22:09: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邢聚昭 于 2018-7-3 22:35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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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沂钊(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本文从明朝、朝鲜、日本三国在战争中对火器的应用入手,选取壬辰战争中几场具有代表性的战例来分析比较三国火器的优势和弱项,从军备的角度来重新审视壬辰战争,从武器技术和应用的角度来探讨明、朝联军能够战胜日本的客观因素。且希望通过火器的比较应用,进一步展现三国在军事上的交流,推导出对三国后世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 壬辰战争; 火器; 火绳枪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篇号 1008-2441( 2018) 01-0014-06
15921598 年的壬辰之役是一场对东亚格局影响深远的战争,战争期间交战三国双方的胶着战况,以及最后中朝联军得以艰难获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国学者对于这场战争也存在着不同的解读,多数研究热衷于战争背后的政治角力抑或探究其原因和战后影响,并取得了较高的研究成果,但对于这场战争火器的研究成果仍比较薄弱,有代表性的是柳树人的《壬辰抗倭战争》和郭晔旻的《站在冷兵器向热兵器过渡的门槛朝鲜战场上的火器竞逐》等。本文将在整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尊重、反思各国不同的观点,重新在收集到的古文史料中搜寻细节,推理并考证,从而展现火器在这场战争中的价值
一、三国火器概述
这一时期三国的火器都具有各自鲜明的特点,其来源、发展、技术革新都不尽相同。
( 一) 明朝火器概述
我国火器的历史由来已久,自唐宋以来,尤其是在明朝,火器的发展较为迅速,在不断吸收景泰时期对瓦剌、嘉靖时期对倭寇、万历时期对日本、启祯时期对女真这一系列战争的军事经验后,火器装备不断地升级,技术不断革新,终在明末达到中国古代的巅峰。在壬辰战争之前,明朝在嘉靖时期已经有了十余年的抗倭经历,对于火器的理解、火器的应用都保持着一定热度。其中一些火器在《武备志》中均有详细的记载,如大将军炮每位小的重百二十斤,大的重二百余斤,大铅子可打十余里,小铅子可打四五里,远远超过日军的射程; 而虎蹲炮重四十斤,比佛郎机轻而比火绳枪威力更大,但较之射程较近,约五百米左右,《武备志》称其为戚继光抗倭时抗倭最优; 灭虏炮属车载火炮,上有三到五个铳筒,可按序连发,射程也是五百米左右[1]( P4989 ~ 5007) 。
明军携带火器的种类繁多: 有威力大、射程远且善于攻城拔寨的大炮; 也有易于携带的各式枪箭火器。尽管射程在记录方面有些夸大,或者说记载的并非是有效射程,但已经比射程百米的火绳枪还远。这些火器是宋应昌在学习当年戚继光抗倭留下的经验之后,以南人善于火器为利,下令赶造的。这些火器在平壤战役、龙山之战和后续的战役中都极大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 二) 日本火器概述
日军拥有火器的时间较短。日军的主要火器是火绳枪,虽然日军也有炮,但数量少,质量低,种类单一,主要来源是海外购买和战场缴获。日军能够拥有火绳枪,受益于跨洋而来的葡萄牙、西班牙传教士以及来此地经商的“五峰先生”。火绳枪在日又称铁炮,《两朝平攘录》记载火绳枪: “原出西番波罗多伽尔国,佛来释古者,传于豊州”[2]( P19) 。
这里的波罗多伽尔国指的是葡萄牙,佛来释古,为佛朗机别译,这里指对西欧的统称。豊州指日本的西海道,当年传入之地是日本种子岛,时任种子岛家主的时尧收购“铁砲”并请求学习制铳技术,至此以后才传入了日本内地。这段历史在日本南浦僧人所著的《南浦文集·铁砲传来》中有所记载:天文癸卯秋八月二十五丁酉,我西村小浦有一大船,不知自何国来……贾胡之长有二人,一曰牟良叔舍,一曰喜利志多侘孟太,手携一物,长二三尺,其为体也,中通外直,而以重为质。其中虽长通其底要密塞,其傍有一穴,通火之路也……其发也,如掣电之光也,其鸣也,如惊雷之轰[3]( P67) 。
让火绳枪发展成为日本强力武器的人是丰臣秀吉的主公织田信长。在日本战国时期,多数大名对火绳枪的态度一开始仅仅是收藏品,而织田信长却根据火绳枪的特点,提出了三段射击战法,在对抗号称日本最强的武田骑兵时,一举将其击溃,奠定了织田信长的霸主地位。
火绳枪也在这个时期迅速升级换代。日本在引进欧洲技术的基础上,改良了火绳枪的弹簧机关,使得火绳枪发射更为迅速、不易走火[4]( P30) 。
甚至后来日本火绳枪的声誉反超过欧洲,远销海外。明朝对日本火绳枪的评价也极高: “鸟铳用实铜铸成,以利锥研成,孔极光润,不用木柄,紧系于臂,实药加丸,随发随至且无声,人不及避……鸟铳一门价二十余两,用 之 奇 中,别 州 无 此玅”[2]( P7) 。可见,当时日本的火绳枪是东亚较为先进的火器之一。
( 三) 朝鲜火器概述
朝鲜半岛自古与中国交往密切,两地常年处于频繁的交流状态。最能体现的一点就是,宋元时期中国的火药在最开始不允许对外出口,当欧洲人和阿拉伯人还在走私中国黑火药的时候,朝鲜半岛上已经可以自己造火炮和火药。在元明两朝,朝鲜在火器方面也颇受元明两朝影响。
朝鲜的铳筒形式单一,分为“天、地、玄、黄、胜”等字铳筒,形式与中国的虎蹲砲相近。朝鲜自太祖李成桂之后少有兵事,倡导文治天下,火器使用率不高,种类也就较为单一,且不受重视。
《惩毖录》记载,在日本侵朝前夕,“义智献二孔雀及火绳枪枪刀等物,命放孔雀于南阳海岛,火绳枪于军器寺”[5]( P276) 。当日军侵略后,朝鲜军官开始认识到火绳枪的威力,一些有识之士如金时敏、李舜臣等爱国将领开始钻研火绳枪,并仿制出一批鸟铳,为后续的战争提供了火器支援。
除此以外,在朝鲜的海上,李舜臣在开战前就着手设计、建造了龟船。龟船严格意义来说并不算是火器,它只是一种与火器相结合的新式战船而已。根据《忠武公全书》记载:龟船之制,底板聮十,长六十四尺八寸,头广十 二 尺,腰光十四尺五寸,尾 广 十 尺 六 寸……船上覆以版,版上置十字细路以容人行,悉以錐刀布之前龙头后龙尾……状如伏龟故称龟船……覆板上画龟纹,左右各有二门龟头下礟穴二,舷板左右礟穴各一,舷栏左右礟穴各 十,覆板左右礟穴各六,左 右 橹 各八[6]( 图说,P7 ~ 8) 。
这里所描述的龟船有两种,前者是仿后者所造,后者才是李舜臣所设计的全罗左水营龟船,两船的样式大致相同,但细节之处存在很多疑点。
从笔者所收集到的战时文献中搜索都没有叙述龟船的帆,按文献所载如此战船上面还装有超出常船的将士和武器,全凭人力划桨是无法达成的; 加之朝鲜没有多余的铳筒及将士浪费在龟船上,龟船每经一役不是有去无回便是需要大量的修理,朝鲜不会把资源浪费在这艘船上。龟船的存在毋庸置疑,但其形制仍需进一步的考证。
二、三国火器在战争中的运用
经历大名混战后的日军携带先进的火绳枪,迅速攻占朝鲜大半领土,朝鲜由于久疏战事,在日军的攻势前期无力抵抗。但日军由于战线过长,而且海上一再被李舜臣等将领打败,所以在攻陷至平壤以北后停止了侵略的攻势。而后李如松所率的明军进入朝鲜,战局在平壤一役后被扭转。
明朝联军在明朝携带的威力大、种类多的火器的威势下,把领土收复至汉城一带。此后两军长期处于对峙状态,两军之间火器在之后的战役中具有互通有无的特点。
( 一) 第一阶段 战争初期朝日间的对抗
1592 年 4 月 13 日( 以下日期皆为农历) 战争打响,丰臣秀吉发兵朝鲜,据《日本战史》记载,总计十五万八千八百人[1]( P75 ~ 78) 。这支经历过日本战国时期的百战之军,更兼新火器火绳枪以及火绳枪战术,据李朝实录记载,以平均每天 20 公里的速度从南向北推进,可谓是势如破竹。4 月14 日侵朝的日军首先于釜山登陆,5 月 2 日攻陷朝鲜王京汉城,6 月 15 日攻陷平壤。而此时朝鲜国君宣祖显然没有预料到日军战斗力如此强,一退再退,甚至逃到了明朝的疆域内。其溃败之速,原因有三: 第一朝鲜久疏战事而日军为百战之师;第二朝鲜毫无防备而日本蓄谋已久; 第三日军火器精良而朝鲜军备废弛。在《惩毖录》中曾记载:贼出仓中,糓石列置为城,以避矢石,从其内多发火绳枪,我军栉比而立,重叠如束,中必贯穿,或一丸毙三四人,军遂溃[6]( P321) 。
虽然日军的火绳枪先进,但火砲足轻数量并不多。根据《日本战史·朝鲜役》统计,铁砲足轻仅为足轻人数的约十分之一,更多的远程武器还是弓箭[7]( P25) 。与之相比的朝鲜军队,一是军队人数上不敌,再者拥有铳筒的正规军多是抱有未战先逃的心理,日军进攻时便一哄而散。同时,火绳枪可以随身携带,随时应战,其方便快捷远远优于朝鲜所拥有的铳筒,这也是日军得以迅速推进的一大原因。
金时敏防守的晋州之战是朝日双方火器之战的正面交锋,此战虽规模不甚大,只有三千八百名的朝军对抗两万日军,但却是朝鲜第一次正面使用火器且以少胜多的战争。在战争过程中,金时敏作为晋州牧使敏锐地发觉了火器的优越性和重要性,预见到日本火绳枪具有压制力的特点,在晋州防御战中使用了大量火器:牧使放玄字铳筒,三度洞贯,造台之倭,惊惧退去……( 牧使) 预备火具,而恐其生湿难烧,纸里火药,藏于束薪中,拟投城外以燃松枝。城上多设震天雷藜炮大石块,欲击薄城之贼[8]( P532) 。
日军在此役中见识到了朝方火器的威力,除了传统的铳筒给日军造成极大的伤亡外,一些没见过的火器也大大震慑了日军,如震天雷、神机箭等火器。《武备志》曾对震天雷有过记载: “送药进飞空,掷入贼营,发开火烧烟迷惟多最妙,其腹藏稜角数枚,一爆角皆钉人身上”[1]( P5076 ~ 5077) 。
这种近似于现代手雷的火器,在敌群中爆炸,杀伤力巨大。日本第一次在进攻有防备的晋州城付出了巨大代价,火绳枪在朝鲜铳筒的火力压制下作用不大,架子和云梯也在朝鲜军民的合力下毫无作为。因此,第一次攻防战日军才会败给人数少于自己的朝军,同时这也显露出火绳枪在攻城战中的劣势和乏力感。但第二次日军集结了更多的军队,配备了足够的攻城器械,其中包括了数量不少的龟甲车和火炮,晋州至此陷落。
尽管陆上的战事不尽人意,但在朝鲜的海战中,龟船还是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进可攻亦可守。如在熊川海战中,《征韩伟略》记载:九日,敌舰大小百余艘来攻,火炮火矢如雨,我军亦发大炮,互有杀伤。自辰及酉,敌船有以全铁装者,而我炮不能伤。而敌军火箭用长大劲干铁箭,咫尺而发,我将帅在楼橹者殆危急[9]( P553) 。
由于日本海上侵来的战船中,进攻的远程武器也是弓箭、火绳枪和为数不多的佛郎机炮,与朝鲜方面搭载众多铳筒的板屋船相比,火绳枪的优势荡然无存。更兼龟船是一艘“装甲船”,造船工艺极其优良,外覆铁甲、不避枪矢、天地玄黄四字铳筒遍布龟船前左右,无论是冲撞还是发射铳筒,很轻易地就能打入敌军内部、扰乱敌军船队队形,为随后而来的搭载铳筒的朝鲜普通板屋战船赢得了进攻的时机和战机。朝鲜收录于《忠武公全书》的《龟船颂》赞之曰: “( 忠武) 公尝用此破倭船三百艘,开镇闲山,控制两湖,遮截四海,蔚为中兴名臣之宗,功存社稷,名闻天下”[6]( 附录,P16) 。
朝鲜的海上正是因为有李舜臣的坐镇,才抵制住了日本在海上的侵略,切断了日军在朝鲜的海上运输士兵和补给。这不仅给了日本非常沉重的打击,还为中朝联军在朝鲜的陆上战斗带去巨大的信心和帮助,极大减缓了陆上战争的压力。
这一阶段的战事总体来看,日本的火绳枪比之朝鲜的铳筒极为先进,威力较大,易于携带,这正是日军火绳枪得以迅速侵略朝鲜的原因,而朝鲜军队由于久疏战场、军备废弛,所以前期屡战屡败,朝鲜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虽然具有无限热忱,但在日军先进火器的进攻下仍力不从心; 但由于战线拉长和义军的反击,日本的攻势得到了遏制,尤其是在海上李舜臣将战船和火器结合,历经各种海战,抵制住了日军海上的侵略,切断了日军供应运输线路并渐渐夺回制海权。
( 二) 第二阶段 明军火器参入扭转战局
明军在壬辰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火器方面甚至可以说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当李如松平定宁夏之乱归来,继续乘胜进军朝鲜后,战况有所逆转。作为明朝经略,负责全军调度后勤的宋应昌在《经略复国要编》里详细记载了大军所携带的军备:大将军八十二位,见留四十位; 灭虏炮二百一十门; 铁蒺藜两万七千个; 小信炮一千一百九十六个; 快枪五百杆; 三眼铳一百杆; 铅子一千斤; 虎蹲炮二十位。
……一字小炮五百三十二个; 小信炮三百三十个; 火药三千六百五十六斤; 火箭七千二百五十枝……灭虏炮五十八位; 虎蹲炮九位;百子铳一百六十八架[10]( P293,294) 。
在壬辰之役中最壮阔最辉煌的当属平壤战役,这场战役是明朝所派军第一次大规模使用火器的战役。这场战役被记载于多方史料中,其中《宣祖实录》详细记载了攻平壤的情形:……俄而发大砲一号,各阵继而齐发,响如万雷,山岳震摇,乱放火箭,烟焰瀰数十里,咫尺不分,但闻吶喊声,杂于砲响,如万蜂鬨闹。少选,西风忽起,卷砲烟直冲城里,火烈风急。先着密德土窟,赤焰亘天,延爇殆尽,城上贼帜,须曳风靡。提督鼓诸军薄城,贼伏于陴中,乱用铅丸,汤水大石……提督与左协都指挥张世爵等,攻七星门,贼据门楼,未易拔,提督命发大砲攻之。砲二枝着门楼,撞碎倒地烧尽,提督整军而入。诸军乘胜争前,骑步云集,四面砍死。贼势缩,逬入诸幕,天兵次第烧杀几尽,臭闻十余里[11]( 宣祖实录,P159) 。
登城期间,日军火绳枪给明军带来不小麻烦,但依然无法阻挡明军的炮火。这场火器的战役着实给了日军惨痛的一击,与只有铳筒和简式火器的朝军不同,明朝火器样式多种,有远距离攻城楼的大将军炮,遭遇战的虎蹲炮,野战的佛朗机炮、灭虏炮等,还有可以连发的三眼铳和一窝蜂火箭。
在各式大炮的轰击和威慑下,击溃了守卫平壤的日本守军。甚至在《征韩伟略》中记载,来支援小西行长的大友义统,在听闻“声震十里”的明朝火炮后,又“弃营遁归京城”[9]( P580) ; 而被明朝火炮震慑的不仅仅是日军,朝鲜官军一样也极受震撼,《惩毖录》记载: “炮声震地数十里,山岳皆动,火箭布空如织,烟气蔽天”[1]( P375) 。同时明军配备了火箭和毒烟箭等,直接削弱了日军在平壤的守卫兵力,这让火器只有火绳枪的日军毫无办法、且战且败直至交出平壤城。《朝鲜王朝实录》赞曰:“乃于本年正月初八日壬戌,进攻平壤,不崇朝而城破,除焚溺斩杀之外,余贼丧魄逃遁,其军威之盛、战胜之速,委前史所未有[11]( 宣祖实录,P256) 。”平壤战役一度扭转了整场壬辰倭乱战争的局势,朝鲜结束了北退,与明军开始了战略反攻,迅速占领开城和汉城等战略要地,虽然强大的攻势在碧蹄馆一役后被遏制住,但明军强大的火器依然极大震慑住了日军,明、朝联军进入到了与日军的相持阶段。
这一阶段我们发现,虽然日军的火器仍占有一定的优势,但其不足之处在于射程不远、威力不足,这也正是在大部分城池攻防战中不敌明朝火器的原因; 而当明军把更加先进的火器加入战场后,战局有了质的扭转。明朝的火器特点是种类繁多,威力巨大,在多数攻城拔寨中如平壤之役,一再震慑敌心,屡屡获胜; 而劣势就在于火炮厚重,不宜携带,受到了运输的制约,无法及时参与到战役中。这也正是不久后李如松轻骑袭碧蹄馆之役受到了打击。在总体上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但在探索碧蹄馆之役战败多方面的原因时,其中之一就是常年以铁骑见长的李如松并未足够重视火器,才有此一败。
( 三) 第三阶段 战争后期火器的再融合
继平壤之战后,朝鲜半岛上陆陆续续进行了一系列收复失地的作战,基本恢复了李朝半个朝鲜半岛的统治,但此后再无大规模的战役。直到1597 年丰臣秀吉再派十四万余攻朝,称“丁酉再乱”,战争再一次打响。
战场上,交战双方持有火器发生了变化。日军开始高频率地使用弗朗机炮,水师也配备了从朝鲜水师处缴获的铳筒。如在第一次蔚山之战中,被中朝联军围困的加藤清正,在面对李芳春、解生乘船进攻时: “以火炮沉船,芳春解生仅免而归”[9]( P736) 。日军在长期受到火炮的轰击后,也发现了火炮的优势并大量购进并使用,所以在蔚山之战中,日本成功击退了中朝联军并突围。
而与之相对的,中朝军队也配备了不少的三眼铳和仿造的日军火绳枪。在朝鲜实录中记载,自朝鲜见识到日本火绳枪的威力后,便通过缴获等方式获取铳管和弹药的构成方式,加之刻苦钻研,1593 年中,朝鲜便模仿出了日军的火绳枪,见于记载的是李舜臣自著的《乱中日记》: “正铁铳,最关战用,而我国之人未详其造作妙法,今者百尔思得,造出鸟铳,胜于倭铳”[6]( P47) 。这些朝鲜仿造的鸟铳在后方大量生产,并且赠予明军,在后续战争中被大量使用。可以说自丁酉再乱始,火器的作用在战争三方的心里愈发占到了一个重要的地位,火器使用的频率以及战争双方火器的融合率都大大提高,使整场战争在后期表现得更加波澜壮阔。
三、火器对三国后世的影响
壬辰战争三国都拿出了各自具有代表性的火器,这比东亚之前任何一场战役所使用的热兵器都要多。前期日军先进的火器在陆上击溃朝鲜,但在海上不敌朝鲜配备铳筒的战船; 到中期明军威力更大、更先进的火器参入战场后扭转战局; 再到后期三方火器呈一种互通有无的状态。从这一系列的战局变化可以认识到,火器是这一战争中的重要武器,也是战争得以终结的重要因素。同时,这场战争也影响了三国战后火器的研发和应用。
就明朝而言,火器在壬辰战争中得到的经验在后来抗击后金的辽东战场上得以体现。统治集团十分重视火器的作用,一度下令从诸将家丁教成火器手八千人,赶赴辽东[12]( P13) 。关于火器的更新,明朝一些有识之士更是十分重视,其中较有代表的就是和西方传教士走得近的徐光启、孙元化等人,徐光启甚至还曾设想组建一支纯西洋的炮队,来增强明朝的军备实力[13]( P131) 。在使用率上面,后来从万历末到崇祯,特别是针对东北女真犯境这段时期,无论是孙承宗、熊廷弼还是袁崇焕,都十分重视火器的作用。尤其是孙元化在针对辽东军事一直上疏奏请加大火器的制造、火器手的训练[14]( 卷十九,P991) 。这些措施在后来的战争、尤其是宁远一役得到了显著的效果。《明实录》中,对宁远一役有过记载: “城中用红夷大砲及一应火器诸物,奋勇焚击,前后伤虏数千,内有 头 目 数 人,酋 子 一 人,遗弃车械钩梯无数”[14]( 卷六十八,P3211) 。此战,明军获得了以少胜多的巨大胜利,并且击退了努尔哈赤亲自带兵的进攻,要归功于火器的支撑,这在《明季北略》一书中得到了证实[15]( P40) 。此战中新式红夷大炮的地位在明军心中大大提升,此炮传自在澳门通商的葡萄牙,其制法较之之前的火器,炮筒更结实,射程更远,炮长炮重比例更加科学,红夷大炮在宁远之役后的战役中一直作为抵抗女真的重要武器,大量应用和制造,使得后金政权无法直面迎战明朝辽东军队。此炮受到明清两朝军事家的青睐,清朝还一直沿用此炮。但清朝中叶以后,清廷自诩天朝上国,军备废弛,火器远远落后于西方。
日军方面败退本土后,同明朝一样战事未止,随即而来的是关于政权更迭的关原合战和大阪之阵。根据《日本战史·关原役》中携带兵器的记载可以发现[16]( 关原役,P377~ 380) ,同上文提过的《日本战史·朝鲜役》相比,经历过壬辰战争后,无论火器的数量还是种类上都比战前提升了许多: 从数量上来看,火绳枪的数量比壬辰战争之前多了五倍不止; 种类上看,较之壬辰战争之前多了大量的火箭、大炮等以前不曾有的火器。而在《日本战史·大阪役》中记载,在大阪冬之阵末期,家康派遣数十人,从藤堂高虎阵地北,备前岛处往天守阁发炮,击碎了天守阁的一棵房柱和好多房屋,直接促使了大阪方面的和谈[16]( 大阪役,P128) 。无论从大炮的数量,还是威力和射程来看,德川军所拥有的火炮在日本较为先进,同时,和以往攻城的方式不同,这种直接采取火炮进行攻城的方式,有鉴于明、朝联军的攻城经验。但自德川家康去世之后,日本趋于稳定,反战思想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日本也从此闭关锁国,火器发展一度缓慢。
朝鲜自壬辰倭乱之后,本土再无大规模的战事,火器的发展也变得缓慢下来。由于政治上、军事上愈发依赖明朝乃至后来的清朝,加之国内党派争斗一直不断,许多发展火器的机会也遭到了搁浅。朝鲜仁祖时期,郑斗源曾从北京带回了比朝鲜鸟铳更为先进的燧发枪,但由于承政院的大力反对,最终也没有将其使用及研发。甚至明清81 鞍山师范学院学报 第 20 卷交战之际先进的火器红夷大炮,直到 1731 年“本局新备铜砲五十,红夷砲二,所载车五十二辐。而铜砲行丸,爲二千余步,红夷砲行丸,爲十余里,此实缓急可用者。红夷砲卽我国新制,进备睿览,请纪监蕫者劳……”[11]( 英宗实录卷三十,P53) 才掌握了铸造技术。正如朱晶学者认为,壬辰战争之后,朝鲜对于火器的发展一直采取保守的态度[17]( P41) ,这被三百年后日本再次轻而易举地踏入朝鲜的国土所证实。
这场东亚三国之间的战争给三国的政治都带来了巨大的动荡: 明朝内忧外患,不久便改朝换代; 日本丰臣秀吉的霸业二世而亡,关原之战后统治权移交给了德川家康; 朝鲜也发生了政变,光海君先立后废,而后中宗反正,对朝鲜的政局造成了巨大的动荡,而且至此朝鲜与日本交恶,不通往来百余年之久。同时,三国各自的火器发展也为三国在走入近代时各自不同的身份埋下了伏笔。
可以说,壬辰倭乱既是领土争夺的战争,也是火器的战争,火器也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战局、决定了战争的进程和成败结果、影响了东亚百余年的政治体制。火器在这场战争的应用,无疑也使这场战争从热兵器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具有其重要的地位。但一如此后三百余年,彼时清末火器水平还停留在明末的水平,远远落后于列强,其中就包括曾经吃过火器苦头的日本,此后晚清丧权辱国。可见,有火器胜于无火器,优火器胜于劣火器,先进的武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对战局的掌控、战争的胜利,甚至是国家的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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