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积分
- 1039
- 银子
- 两
- 知行
- 百石
- 注册时间
- 2010-11-18
- 在线时间
- 小时
|
本帖最后由 林九郎道雪 于 2010-12-28 02:38 编辑 3 A7 L7 o( p0 ~' Z; O. q# P! O) ?
4 a! \% W/ {2 T' A(篇首注:08年的老文了,大二读书时的一些治史思考,现在看来虽然观点不甚成熟,但也还有一些思考的价值,遂拿到史区来,供大家斧正和讨论,仅作抛砖之用,望诸爱史同仁多提意见。)
; w1 W. {+ G) `) B' q. B8 @
# X9 l6 n6 {3 L; ]9 ]& u, u看了黄宗义先生对彭慕兰《大分流》的评论,有时候,觉得似乎我们真的很难再有什么作为了...
% h |! L( ~- I) m" u* u$ u) J- V l+ E9 H s6 E
就区域模型建构的方法来说,彭氏的地域经济比对的思路确实无限接近客观,能够达到相对公正性进而使《大分流》博得了“在真正意义上脱离了西方中心论和反对冲击——回应模式的史学著作。”但是其缺点也同时明显,没有真正完美的方法,所谓的方法论创新,只是在不断地用一种缺陷弥补另一种缺陷而已。
: o9 m) d+ r f$ j% R
+ K1 k9 X0 B# O# l$ ?虽然就具体经济体的实际状况来说,彭氏对于中国经济的分析确实非常透彻和客观,但是却在自己的模型构建中忽略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与作用,从资源和生态制约方面来解释马尔萨斯循环固然有效,但是从对于弃婴的解释态度上看来还是黄宗义先生的分析较为合理。彭氏过度地依靠自然实在却忽略了西欧与中国的社会心理状态与风俗的巨大差异,导致了其比对难免暴露出过于生硬的缺陷,虽然其以自然客观存在作为社会经济研究比对的模型主架构的方法确实对于突破“冲击——回应”模式有一定的可行性,但是该方法的真正臻熟,似乎还是要经历一个更加艰苦的摸索阶段。
) G/ ? x9 _% k% k: y" Y! h& u+ S4 }0 K( D0 B7 f+ A$ |
昨天去听余平先生的哲学导论,忽然间感觉做哲学比做历史简单多了,不需要那么多条条框框,大胆地说就好了。而历史的未知还需要用未知来求证,而在求索的每一步里我们这些治史者都需要接受着历史真相对于我们良心的考验,不敢妄言。5 S9 @* `& x( J& G. T2 r
8 V7 S. \: B( e- H. l9 B然后说说关于史学史的问题…实在不想写关于传统史学的发展之类的云云,总觉得那样跳不出课堂笔记的范畴,而对于各种史通史鉴的研究和考证,也大相违背我的初衷和意愿,而且更不可能写关于传统史学的方法论之流的东西,考证永远是传统史学的长生剑,而考证给我的困惑,却是最巨大的。- f0 O1 Z: ^9 p; V7 _+ C1 X x
& ^8 z- i4 L5 O一直在疑惑,为什么考证派如此钟情于这项工作,的难道考证真的就是史学的全部?我不反对考证,毕竟考据事实是治史的重要手段,谁都绕不开,但是除了事实以外,我想治史还需要很多其他的东西。7 ^( `! p- q1 G9 b8 o7 [3 E
. B) C c5 P6 o- P0 X( N+ Q- ?. R因为事实和真相,是两码事啊……
, h/ N5 @5 T- x6 p$ }5 X* x! H4 I5 L4 k" i) G5 |6 y, e
考证史学所需要的是事实,只需要证明写在纸上的文献和典籍是真的,可以用来叙述历史,足矣,但是历史虽然是可以写在纸上的,但是没有人哪有历史呢?而有人,就一定有感情,有借口,有苦衷。而白纸黑字,写下来的只是一个结论,为什么这样?当事人已经不在了,我们无从猜。就像去年我写的那篇古代汉语的读书报告一样,《左传》通篇没有心理描写,是因为它不能,那么作为研究者的我们,更不能乱猜庄公到底心思如何..而已而已。. [% g" F$ I3 H. e" \6 h2 L/ w4 x
+ f5 c* Z5 z' {1 H; M. ?8 m我们往往可以看到事实,但往往我们看不到的,就是事实背后的真相。
! ~" W* w3 ^2 G+ M e( W, j* j+ r: Z3 K% _( A
沃勒斯坦在其《书写历史》一文中提到了四种真相:事实的或从辩论中显示出来的真相;个人的或叙述的真相;社会的或“对话的”真相以及痊愈的、有助于复元的真相。但是细细研究这四种真相,我却又一次迷茫了……+ ?& p/ b) T/ ~( y; v, k: ~' C
4 a/ H) t F- f7 m1 l" D
第一种真相我们姑且理解为史料,就是“实证主义历史学家多少称之为实施的东西——实际的,确凿的证据……通过可靠的程序获得的精确材料”(原文语)。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真想就是所谓的“事实的真相”,起作用最大之处在于减少公共讨论中流言的数量,为历史研究奠定一个相对正确的基础,对于社会是有益处的,其实大多数不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并不在乎真相的发现,而是喜欢了解“事实”就足够了,比如现在的大行其道的《百家讲坛》,文学类的我不管,凡是与历史有关的讲座都是在叙述事实的层面上做文章,每个读者眼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所以所有人都喜欢按照自己的理解评价历史是非,但是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我们这些历史工作者有义务还原历史真相而不是解释我们眼中的历史真相,这是一个很严肃而棘手的课题。
. h5 N: K! n0 u( E4 J* s
& U _+ O0 S/ l7 o" A9 {5 i第二种真相其实应该是最接近真相本身的叙述。通过亲历者的自述往往能得到事情的原委和发展缘由,但是缺陷在于经历过的人一定有自己的利益立场,在叙述的过程中一定会夹杂着自己的主观感情,会导致史料采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客观的存在。但悖论恰恰就在于,真相往往是需要夹杂主观感情的,只是我们如何分辨当事人的叙述中所夹杂的主观层面的东西是否就是真相所蕴含的那一部分,似乎这已经不是方法论等技术层面所能解决的问题了,更多地关系到当事人叙述的主观倾向偏差如何。
' H3 F. J$ m( q6 T: ^7 h4 ]; ^, S# T* D* F
第三种真相可以说是一种再加工的真相,采用一种互相作用和讨论的形式以求社会真相的方法。试图“超越过去的分歧,认真倾听所有当事人的复杂的动机和他们判断事物的角度。”(原文如此)。个人理解就是经过对第二种真相的采集,然后讲材料交到于该事件无关的研究者手中,通过分析当事人的叙述并且进行讨论所得出的所谓客观与真实并重的真相的存在。但是我却认为,这种经过了加工的真相已经不能当作第一手材料进行历史的还原,在讨论的过程中势必会夹杂着分析者的情绪,没有人能做到绝对客观,两次带有主观倾向的程序(叙述,分析)过后,也许只会离真相越来越远。
- h) R# L+ f+ ~, M2 r
5 |; d! }' o2 J3 }/ H* Z第四种真相——复元的真相是“一种把事实和事实的含义置之于人类关系的背景之中,既置于公民关系之中,又置于国家关系之间”。我个人理解就是似乎是再经过社会讨论与分析之后用社会关系的合理性来解释事实的发展真相如何,乍一看似乎带有合理性,令所采集和总结出来的历史事实于社会生活中能够合理地存在,能为人所理解和接受,这在对于重建社会秩序方面来说是一件有效的方法,但是我认为并不适用于历史研究,因为这个方法忽略了历史的发展不一定一直遵循社会关系的合理性。经验主义的先入为主多少会误导这个方法的成功运用以至于影响其效果。虽然个人对于历史的作用不能起到决定性,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忽略了个人尤其是古代君主的个人决策对于历史的反作用。像织田信长等逆时代思想大潮式的君主在当时的历史上就是违背社会关系合理性的存在,如果套用合理性思维去研究势必不会得到最佳的研究结果。
3 t6 v3 n0 [8 ~4 Z# Z" X/ b D
3 g. {2 k4 H1 S% r$ }8 E综上所述,事实只是沃勒斯坦所说的真相的最基本的一个环节,而我们在这个环节上已经困惑了许久。中国的经学史学如此密切,在考证经书真伪方面就已经做了千余年,却一直忽略了对于历史真相的发掘。$ D3 W) ], T0 A' b
4 X0 Z5 _" X) D) Q
时至我辈,传统史学的出路在哪里..不要跟我说考证前人没有考证完的东西,那不是出路,只是一个方向而已,只有一个方向的治史之路却有这么多人走,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0 H6 W1 ]4 P8 Z7 T- s! t c
& u; y- m: h; q* a+ d余平先生在昨天的课上说了一句话:虽然哲学已经发展了几千年,但是我们依然在思考柏拉图时代的问题。同理我觉得史学也一样,虽然传统史学已经发展了几千年,经历了诸多时代,但我们还是在汉唐时期就繁盛的考证注疏领域里摸爬滚打...7 H' \( a) p9 `5 {! I+ O
9 f6 c0 e' x# Y. j0 s3 c; \( r 前些天听粟老师的中国史学史课上提到,每个人该做其能力范围相关的事情,当下发觉现在的自己已经不属于刚来时的对自己的定义。似乎一年里的思考比学习的比重大得多,已然从一个对史料敏感的人渐而转向对方法和思辨感兴趣,去年写张循老师古代汉语的读书报告时已深有感触,同辈众生皆能数典考据,做注成文,而我则是递交了一篇关于《左传》研究主流观点的不同声音,通篇无注无疏,唯有问题和论证耳。在传统的中国式史学领域治学的能力以及潜力,我深感大不如同辈众人矣。4 T- G9 D Y4 p/ ^# z# E v
0 ?3 J& _6 b- u; i 在关于史料的整理和分析的能力上,同窗大抵皆已具备,但是论到考据的能力我便大大的落后了,张循老师在给同室王君的评语中认为他具有做汉学的潜力,而给我的评语则是“文辞甚辩,占尽理据,佩甚佩甚。”显然是对于两种治学思想路线的评价,在拿到评语后我与室友分析张先生对我的评价,我说在此评语上我见不到一丝肯定,虽说“佩甚佩甚”,但究其根本只是“文辞甚辩,占尽理据”而已,意为于逻辑上无法反驳,于情理上顺理成章,于言辞上严丝合缝,但是我自己却觉得此片读书报告最致命的地方就在于只是从理论上推敲而已,说严重点就是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并未真正拿出铁证加以证明该看似合理的论证,这就是搞历史最大的缺陷所在。说是“占尽理据”,却忽略了历史往往有悖常理,尤其是手腕如庄公一般的政治家。但是就拙作本身而言也确实无法找到所谓的“铁证”,因为《左传》中并未有任何关于人物心理的描写,而我反驳的是现代学者对于庄公心理的“主义性质”的分析。那么同样的,众家左传研究也无从考据庄公心理究竟如何,皆只能从理论层面上分析罢了……$ V: i. N3 E2 x/ F3 I, v+ P
, C/ _- P- i) `; t& y问题就出在了这里。
8 _( Q+ O8 t0 n3 K8 P1 B1 c# L C
{! X; m+ O- m' j具体史实的史料史学和考证学与偏重思辨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以及历史哲学这两条不同的历史研究之路,在这一年里我似乎已经选择了后者,刚入学时的初衷是为了研究日本安土桃山历史,但是在一年的学习中由于川大典籍的种类侧重限制,关于日本史实的了解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于是从第一个学期开始我便开始着手从其他学科领域了解日本,在第一个学期读了《菊与刀》、《武士道》、《日本论》等等主要是涉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面,上个学期进行了关于《武士道》一书的深层次研究,从政治学和日本人论的观点着手,提出了一些问题。而在《转轨中的日本》一书中强调了经济学的作用,而我当时并未重视,反而在杉本良夫和罗斯·摩尔合著的《日本人论之方程式》里感受到了理科思维对于历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巨大推动作用,粗浅涉猎了比较人类学和构建范式模型的方法论,不过尚处于理解的初级阶段,并未能运用到学习中来。这个暑假将买来的大卫·克里斯蒂安写的《时间地图》反反复复看了三遍有余,并不是因为吸引人,而是因为很难读懂,整本书很难说是被定义为什么类型的书,看似是属于历史范畴内的时间史,但是却包含着大量的物理学,天文学,古生物学,化学,地质学,年代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理论,这本书真正是震撼我的,不仅仅在于站在一个大历史的角度上思考问题,而是提醒了我多学科融会贯通的必要性,一个假期以来我一直在培养我的理科思维,接触并看了许多关于引力作用,位移与空间,物质能量转化以及各种时间层面假说等研究动态和文章,对于他时间史的概念和体系有了一些自己的观念。这个学期买了四本书,现在正在看的是彭慕兰比较区域经济史的著作《大分流》,又一次地向我重申了经济学的重要地位,因为尚未掌握该方面相关知识所以读起来十分费力,关于准马尔萨斯问题以及生态制约方面还是看起来很晦涩,因此进展缓慢。渐渐地我发现,我已经似乎有些偏离了川大史学所以为骄傲的传统史学的路线,对于基本史料的收集整理和注解能力我尚未训练,却关心其他学科如此热情,对于历史方法论的思考居多,我觉得已然渐而偏离了历史学院诸先生对我辈的能力训练的范畴。. a# `& N; s5 ^1 E, }4 x9 p
, e" @! O, b/ r9 \" O
上个学期室友从图书馆淘来一本西方后现代史学方法研究论文集,看过之后真如醍醐灌顶,大惭本人视野之狭隘,在那以后便只注意西方的史学理论方法动态,而对传统中国的方法论诸如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等著作只达“了解”的程度即自满耳,私以为,关于中国传统史学,今世诸才人已足可胜任,而我又无此天赋,不如转向了解西方的史学方法,或许能另辟蹊径,得到更多启迪。
# {5 a& Z* C* w: Q" m 7 n4 }2 f- Y M& c4 H; u2 v
另外,一直以来我从来都认为哲学才是真正辅佐历史的朋友,两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哲学的学习,而不同于哲学专业的是并不对哲学门派类别十分感冒,而是搜罗了几本关于经典命题和悖论的书来看,看的居多的还是要数哲学理论,上个学期做了尼采哲学与美学的名著《悲剧的诞生》的读书报告,洋洋洒洒万余字,其根本是因为里面充斥着太多文艺层面的内容和辩论,对于同为文字主导的历史学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哲学的思辨是历史学的重要武器,而哲学的门派之争则与历史的关系不是很密切,所以在学习的同时也有所侧重。罗伯特·所罗门的《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一书是哲学的基础读物,书中深入浅出地解释了众家哲学思想,也是我看后提出问题最多的一本书,书页上笔记整理起来约数千字,大抵都为所谓能解决的自己提出的问题,希望能有同好者一起探讨。
( `' E4 K, Q; n % l. L4 R+ l ^4 ~ V/ }2 Y% x; R
今天听杨先生中国近代史专题的第三讲,提及到了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发展过程:“老三论”、“新三论”、“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引入”、“现代化理论”、“后现代理论(现代化批判思潮)”这五个阶段。但是同时他提出关于史学理论这个领域中国处于世界的落后地位,只是“西方与西方在中国的战场上论战罢了”。反思一下确实没错的,上个世纪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的近代中国研究所代表的现代化理论受到国人追捧,后来柯文(Paul A. Cohen)和孔飞力(Philip Alden Kuhn)的中国中心观又泛起波澜,国内的近代史研究者们互相论战,所用的武器也不过是西方人的理论而已。现在我们大谈现代化理论后现代理论,实际上我们还远远没有到达那个层次,这一年我们所受到的教育并没有太多理论方法上的创新和纳新,更多的还是沿袭了传统中国史学的方法,实际上我本人在课外已经慢慢地开始涉猎杨先生所说的第三个阶段即“社会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学科的引入”,我觉得这也是我辈人应该重视的阶段,中国的文理分科制度给这个阶段的学习造成了很大的阻碍,但是我们不该绕过去这个阶段而直接谈什么后现代,这也是为什么我看《时间地图》、《大分流》等书很困难的原因之一。诚实的说,我本人还在学习一百多年以前的西方学者所提出的方法,而在我看来,在川大这个地方,我这样做已经是超前了……不要奢求我们这辈直接和西方的史学家并驾齐驱,因为我们落后的太多了。/ p+ |% N" O% \. C. z: D) r
# q7 g9 U6 {" j) E! t私以为,中国的史学界,应该看看新的出路,至少在教育层面上应该尝试创新,听说我们学院08级的历史学新生要学化学,个人以为,这是一个不坏的趋势。学科多元化才能讲历史这一古老的学科注入更加旺盛的生命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