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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佛教史上的十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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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27 12:19:4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http://www.longquanzs.org/articledetail.php?id=1845&class=1
龙泉讲坛
哎,每次发帖我都胆战心惊的。怕出问题,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时间: 2010-04-17


——杨曾文教授北京龙泉寺讲座

各位法师、各位居士:
    我是第一次来到龙泉寺——这座始建于辽金的古刹,在这里讲座感到很荣幸。没来前,我听说龙泉寺很小,来了这里参观以后,特别是参观了龙泉寺的新建筑、文化、教育等设施以后,大开眼界。这里是小寺院办大事业!学诚法师有他的理念,这里的法师们有自己的理念。一个理念提出来,如何通过条条框框加以落实,这是学问。工程师的图纸设计的再好,没有优秀的技工,没有各部门的配合、落实,那就是空想。再好的东西,必须通过中间环节落实,我感觉龙泉寺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始。我是研究历史的,佛教历史,中国的、日本的,这几年特别关注禅宗的历史。在座的为龙泉寺建设做出贡献的法师、居士们,请接受我的敬意,龙泉寺所作的恰恰是中国佛教现在所缺少的。
    七年来,我一直在中国佛教研究所工作,跟佛教界有很多工作上的接触。现在各地寺院的经济条件有很大的改进,许多法师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有的能够根据已有的条件加以落实,或落实一部分,有一些需要创造条件加以落实;但多数情况还限于一个理念、一种设计,没有很好地加以贯彻,加以实现。非常希望今后我们龙泉寺的经验能够得到传播,小寺院办大事业,大寺院办更大的事业,中国的佛教办符合于时代要求的事业,中国的佛教影响的范围超越中国,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和决心。我寄希望于龙泉寺的法师,寄希望于在座的各位居士,也希望把你们看到的,参与做的,有机会接触外地的寺院、居士、法师加以宣传、推广。

(杨曾文教授在北京龙泉寺见行堂讲课)

前言

    今天,我主要谈日本佛教,希望通过这次讲座对我们邻国的佛教历史、发展情况有所了解。中国的佛教传入日本,在日本生根、发芽、开花,变成了日本佛教,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色。通过日本佛教,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佛教。我的目的还是立足于中国看日本,而不是站在日本来看日本,那永远看不清楚。我讲座的题目是对比性的。我这几年一直在进行佛教史方面的研究,我开始是跟任继愈教授一起写《中国佛教史》,其中也研究中国佛教文献,然后转到日本佛教史的研究,这几年又侧重研究中国禅宗。今后有机会,我希望在座的有志者,有兴趣的,需要我帮助的,不要客气,因为我跟学诚法师也算是在一起共事,也算他的下级,七年了,我在北京大学才五年。我讲座的题目——《日本佛教史上的十大问题》。
    这个题目是一九九二年提出的,那时《日本佛教史》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了,现在人民出版社又再版。《日本佛教史》出版以后,我到日本驹泽大学做客座研究员,有两个多月。临走的时候,很多大学让我演讲,立正大学首先邀请我演讲。立正大学最初作为日莲宗僧侣的教育机关 ,1872( 明治5年)作为近代教育机关开办学校,直到今天,已经发展为拥有 14 个专业的综合性大学。一个中国学者讲什么呢?后来,我决定用中国学者的眼光来看日本佛教史的问题,提出了十个问题。讲完了以后,引起了日本佛教界的兴趣,他们知道中国学者是这么总结日本佛教历史,接着东京大学邀请我再把这个题目讲一遍,翻译是北京大学陈曦东(音)。后来邀请我演讲的单位很多,一发不可收拾,到台湾讲过,到大陆的各个大学讲过,我已记不得这个题目讲了多少次,每次讲我都要修改,效果都很好。今天到这里来讲,我还是把这个题目拿出来,对日本佛教进行一个宏观介绍,用中日佛教对比这个方法来介绍日本佛教,很容易看出日本佛教的特点。
    大家知道,日本佛教是中国佛教的移植、发展,就像载花似的,从花盆里移植、发展。为什么叫发展呢?因为它要结合日本社会,结合日本的环境,日本的传统文化,包括日本传统的神道教……习俗,佛教在日本经历了日本民族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日本佛教发展的一个过程,这跟佛教在中国走的路是一样的。
  中国佛教何时传到日本的?印度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时间是公元前二年。佛教进入中国五六百年以后,与中国原有的文化融合、碰撞,逐渐实现了民族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佛教。在即将进入隋的时候,公元六世纪,中国佛教传到了日本。是直接传的吗?不是,是通过朝鲜半岛传入。朝鲜半岛很长一段时间有三个国家,北边是高句丽,南边是新罗和百济。中国佛教先传到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再传到了新罗和百济,然后在公元六世纪,通过百济传到日本。佛教是这么进入日本的。后来,随着中外交通的发达,特别是海上航运的发展,中国佛教跟日本的直接交流开始了。
    中国佛教传到日本具体的年代,现在有两个说法——公传和私传。公传是通过朝廷,使者来传播的。百济明王派使者到日本去,传去佛像和佛经,然后得到日本朝廷,特别是贵族的供奉,这是一个说法。公传有两个年代,一个是公元552年,这是一种说法;还一个说法,公元538年,这一说法被认为更加接近于历史真实,日本当时的天皇——继体天皇。百济明王派使者,或于538年,或于552年,把佛法传到日本,这是第一种说法,公传。还有个私传,时间稍微超前一点。这个说法也是有记载的,民间传去的。中国的一个司马达,日本说司马达等,或司马达止带去的。我认为司马达是人名,司马达止,停止的止,就是司马达到了。古代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纯粹使用汉文记载,哪年司马达止,比那个538年大概早十多年,这是民间传去的。现在两种说法并存,一般影响大的,还是公传,通过朝廷的传入。百济明王派使者,送去了佛像、佛经,作为佛教传入日本之始。
    佛教传入日本之初,受到了当时保守的神道教的排挤。神道教是日本原始宗教,主要供奉日本皇祖神——天照大神,就是一个太阳神了;还有贵族的神,各个部族都有自己的神;另外各个山、海、河都有神……他们认为佛教所传的是蕃神,认为佛教传入引起国神之怒,所以出现了灾害,开始有一段时间,日本也曾经禁止过佛教。然而,当时的日本社会比较落后,看到中国,包括朝鲜半岛,文教、经济等都很发达,就想改变日本的落后面貌。一个重要的途径,就是把中国的先进文化、教育引入日本,认为佛教就具有这种文化载体的功能。中国佛教传入日本的同时,把大陆的先进文化也带到了日本,当时立志于日本社会改革的大臣、贵族们拥护佛教,所以佛教很快得到发展,这个过程经历了几个时期。
  佛教在日本就站住了脚跟,不断发展起来。日本佛教是中国佛教的移植,但不是简单的移植,而是适应日本社会的历史环境,与日本传统文化思想和宗教习俗密切结合,有所发展,演变成为日本民族的佛教,是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下提出的十个问题,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日本佛教的民族特色。
1、抄写和流通汉文佛教经典;
2、在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居至高地位;
3、天台宗与密教的密切结合;
4、真宗“信心为本”、“恶人正机”;
5、日莲宗以法华经题为核心的教义;
6、日本曹洞宗道元的“修证一如”论;
7、僧兵和“一揆”(武装斗争);
8、佛教的“准国教”地位的确立;
9、日本近现代佛教的改革;
10、文教事业和佛教研究的兴盛
    历史的逻辑是一致的,佛教史必须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展开,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的展开。我认为从这十个方面,能够把握日本佛教的特色;从这十个方面,容易理解中日佛教的差别。上述十个问题,第一是抄写和流通汉文经典;第二日本佛教在思想文化领域具有至高地位,注意这“至高”两个字,至高地位;接下来就对几个特别的宗派加以介绍,天台宗与密教的密切结合;实力宗派——真宗的“信心为本、恶人正机”;日莲宗以法华经题为核心的教义,日莲宗现在也是很大的一个宗派,是日本现在的新兴教派,比如创价学会、立正佼宗会、灵友会等等,都属于日莲宗系统的新兴宗教;日本曹洞宗道元的“修证一如”论,曹洞宗是日本大教派中唯一没有分裂的教派;僧兵和“一揆”(武装斗争);佛教的“准国教”地位的确立;日本近现代佛教的改革;文教事业和佛教研究的兴盛。
    从上述十个方面,可以大体把握日本佛教的历史及近现代状况。我在这里只是宏观的介绍一下,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看人民出版社再版的《日本佛教史》,里边介绍的非常详细,还有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近现代佛教史》,这本书不太好买,但是孔夫子旧书网可能买到。今天我引证部分不会太细,只是把问题摆出来,另外我这里讲的不是定稿,一直在修改,目前没有机会、没有精力把这个写出来,请大家原谅。

一,抄写和流通汉文佛教经典


    这也是一个特点吗?是!佛教传入中国的第一部经是《四十二章经》,但《四十二章经》不是抄来的,是翻译来的。注意!抄跟译是两个概念。
    传说汉明帝派使者到印度求法,白马驮经而归,迦摄摩腾和竺法兰两个僧人同时来到中国,来到洛阳,来到现今的白马寺。白马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由官方营造的第一座寺院。它的营建与我国佛教史上著名的“永平求法”紧密相连。相传汉明帝刘庄夜寝南宫,梦金神头放白光,飞绕殿庭。次日得知梦为佛,遂遣使臣蔡音、秦景等前往西域拜求佛法。蔡、秦等人在月氏(今阿富汗一带)遇上了在该地游化宣教的天竺(古印度)高僧迦什摩腾、竺法兰。蔡、秦等于是邀请佛僧到中国宣讲佛法,并用白马驮载佛经、佛像,跋山涉水,于永平十年(67)来到京城洛阳。汉明帝敕令仿天竺式样修建寺院。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遂将寺院取名“白马寺”。
1、中国历代译经概略
    我们现在常讲一句话——“续佛慧命,绍隆佛种”,什么意思?如果说我们没有佛经,佛教就失去了他的根据,没有思想,就不是佛教了。佛教传入中国,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佛经的翻译。如果佛经取不来,(取来)翻译不出来,中国佛教就断了,所以从佛教传入中国一直到宋代就没有停止过翻译佛经。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其经文都是胡文(西域文字)、伊朗文字和印度文字。最先为犍陀罗文、焉耆文(吐火罗语A)、龟兹文(吐火罗语B),后来则是巴利文、梵文,能够读懂原文的人极少,而绝大多数人,只能依赖佛经翻译家的语言文字水平和见解去了解佛经。懂梵文、懂胡文的僧人,在中国的出家人或者居士协助下,最初是民间翻译,后来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特别是前秦道安、后秦姚兴时期,国家设立译场,翻译经文。
    我们讲佛教的民族化、中国化、本土化,从哪开始啊?从译经开始,当你翻译佛经的第一个字的时候就开始了。人们把自己对佛经的理解用汉文表达出来,这个是翻译过程,实际也是一个弘法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创造的过程。翻译不是简单的事情,从直译到意译。在译经的过程中,出现了一批著名的佛经翻译家,比如东汉的安世高,三国的支谦、支娄迦谶,西域的竺法护,后秦的鸠摩罗什,南朝梁真谛,唐朝的玄奘、真谛、不空等等。
    佛经翻译运动大体上经历了二个阶段。第一阶段自西汉哀帝年间(公元前2年)至东晋后秦的大约四百年,这一阶段的佛经翻译,主要是由外来的佛僧担任主纲。如前所述,最早来华的外国佛僧翻译家伊存、迦叶摩腾、竺法兰,之后有安世高、支娄迦谶、真谛、昙无谶等(多来自天竺、安息、月支、康居)。第二阶段自后秦弘始年间(399年)鸠摩罗什来长安至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这四百多年,佛经翻译主要由中国本土的佛僧担任主纲,著名翻译家有鸠摩罗什、佛陀跋陀罗、玄奘、义净、不空等。所译的经典对中国的佛教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到现在我们用的佛经,估计40-50%常用的佛经都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如《金刚经》、《阿弥陀经》、《妙法莲华经》、“三论”(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和提婆的《百论》)、《成实论》、《维摩诘经》……,《四分律》是在他协助下翻译出来的。
    玄奘是众所周知的译经家。其实,齐梁的高僧僧佑,是历史上第一个搜聚卷帙建立经藏的人,《出三藏记集》。东汉至南朝梁(齐梁)译出的佛典有450部,1867卷;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录自后汉至唐译者176人,佛典2278部7046卷;入藏录:大小乘经律论及圣贤集传1076部、5048卷;其中大乘入藏录638部2745卷;小乘入藏录330部1762卷。《开元释教录》里面佛经目录,其中有录藏录,历代刻《大藏经》首先依靠的就是《开元释教录》的录藏录,在古代相当长的时期,《大藏经》是5000卷的概念,一提5000卷就是一部大藏经。其中大众部藏录达到了638部2745卷,小众部藏录330部1762卷。四大译经家的翻译情况:鸠摩罗什,74部384卷;唐玄奘,76部1347卷:义净,61部239卷:不空,111部143卷,其中,义净翻译的密教经典很短。
    由上可知,中国把佛经翻译作为弘法、弘传佛教的重要事业来看待,历代把佛经的翻译放到首位,到条件成熟的时候由民间发展成国家的事业,隋唐都是国家译场,玄奘、义净都是译主,皇帝亲自支持,这是中国的情况。
2、日本佛教输入概况
    那么,日本也同中国一样翻译佛经么?不是,日本不翻译佛经。日本佛教传播初期将输入抄写汉译经典和中国人的著述作为佛教的重大事业。日本抄汉文佛经,抄中国翻译好的佛经,抄中国人对佛经的发挥、解释的著作,抄中国各宗派的重要的立宗开教的著作,如“天台三大部”、“律宗三大部”……。中日交流源远流长,佛教曾是中日交流的桥梁和纽带。很多日本高僧到中国来求法,中国的许多高僧,特别是宋、元时代,很多禅宗的高僧到日本去传法。日本僧人来到中国的重要工作就是到各大寺院调查存经的情况,有哪些经文是日本没有的,中国又有哪些新著作还没有传入日本,他们会雇佣写手帮助他们抄写经书,以便回国带回。他们带回的经文要献给朝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来中国的这些僧人都是朝廷派来的;到唐朝后期,有的僧人通过商船来;到宋、元时代,自由一些了,有一些僧人不是公派的了,但公派还是占主要成分。这些人带回去的经书,不能随便散发,要由朝廷指定,由一些大寺院保存,别人需要可以抄写。
    历代入唐求法僧将大量汉译佛典和中国佛教著作带回日本,仅以奈良时代的玄昉、平安时代的最澄、空海为例。法相宗的玄昉(?-746)入唐从窥基再传弟子智周学法相宗,在唐19年,回国带回佛像及佛教经论达五千余卷。日本天台宗创始人最澄(767-822),归国带回佛教经书章疏、图像等230部460卷;有《传教大师将来台州录》、《传教大师将来越州录》,是他在中国抄写的经书目录,回国后要上交朝廷。日本真言宗创始人空海(774-835),公元804年到中国,遍访各地高僧,从醴泉寺般若与牟尼室利学《华严经》等;又随昙贞学悉昙梵语;翌年於青龙寺东塔院从惠果受胎藏界和金刚界曼荼罗法,并受传法阿阇黎的灌顶,自号“遍照金刚”。空海获得了密教正宗嫡传的名位和向后代传法的身份,带回佛典注疏等216部461卷,其中有新译佛经142部247卷,大部分是不空翻译的密教经典;还有梵字真言(密咒)赞等42部44卷;经论注疏等32部170卷,其中有《大唐大兴善寺大辩正大广智三藏表答碑》六卷;有《御请来目录》,就是空海自己带回经的目录。
    到了近代,十九世纪,日本出版了《缩刷藏经》(1880-1885年)1918部8534卷。光绪末年一代高僧宗仰上人在犹太富商哈同夫妇资助下,在章太炎的帮助下,耗数十年心血修编而成,是迄今规模最大最具实用价值的大藏经——《频伽大藏经》就是根据《缩刷藏经》而印制的,只是把《缩刷藏经》上的校勘去掉了,原样印出。现在流通最多的《大正藏》,全称《大正新修大藏经》(20世纪二三十年代),收佛典3360部13520卷,是日本大正13年(1924)由高楠顺次郎和渡边海旭发起,组织大正一切经刊行会;小野玄妙等人负责编辑校勘,1934年印行。这部藏经里边关于中国佛教的部分全是中文,其实就是日本古代的佛教著作里边,也有大量的汉文,到十三世纪以后,有一些著作是由片假名和汉字混合而成,才开始有了日文著作。
    以上事实说明两点:第一,在佛教输入日本的同时,中国人对佛教知识的理解也同时传到日本,中国佛教自然地成为了日本佛教的出发点和基石,从而奠定了,并且不断深化的中日佛教之间的血缘关系。中国人在开始翻译佛经时,就在经文中注入了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后来佛经传入日本,日本人通过汉字来理解佛经,这样就把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同时传到了日本。中国的一些字是多义词,如“道”、“理”、“心”、“性”等,在佛教传入后,中国人对这些字的理解不是原来经文中的意思,是按着汉字的意义来加以发挥,便于构建自己的教育体系。所以,日本人能够理解汉语经典和汉文著作,这表明了中日关系的亲近,中日两国不仅在佛教上有血缘关系,其实在文化上也有血缘关系。日文中有大量的汉字,离开了汉字,日文无法表达。以前的越南和朝鲜,在古代也用使用汉字,现在他们都变了。日本古代有很多著作是纯汉字写成的,离开了汉字是没办法阅读的。
    第二,汉文经卷的流通,汉文的使用,推动了日本对中国哲学、思想、经济、政治、艺术等方面的全面吸收,这在推动古代日本社会的进步具有非同一般的意思。佛经的传播不仅仅是传播了佛教,其中也包括了很多中国的哲学思辨思想也传到了日本。古代日本很多高僧同时也是汉文学家,他们在抄写佛教经典的同时也把大量儒家经典带到了日本,他们不仅学到了教文、教理,也学到了很多文教制度。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建筑、医药……统统带回日本,他们涉及到的面非常之广。
    中日两国对比是非常明显的,中国是翻译经典,日本是抄写经典。中国人是把梵文、胡文佛经的理解作为中国人的佛经理解;日本是把中国人对佛经的理解带到日本去,作为日本人对佛经理解的一个基础。这种影响是多大呀?

二、佛教在日本社会思想文化领域据至高地位


    佛教在日本早期传播中,推古天皇(女天皇)时期,“摄政”圣德(推古天皇的侄子)太子(547-622)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圣德太子对日本文化贡献很大,在日本的钱币中有他的头像。他在603—604年间推行了所谓的“推古朝改革”。圣德太子是中国文化的仰慕者,年轻时即熟习儒家经典。
1、佛教融入日本的功臣——圣德太子
    中国佛教传播到了日本,同时也传播了中国文化,推动了日本政治的进步。日本当时处于部落时期,就是原始社会遗留下形态,带有很浓的血缘关系的那种部族的统治制度。虽然天皇是最高的首领,也设有朝廷,但各方面还不规范,往往贵族掌有很大的权利,天皇的权利受到制约。很多从中国回国的留学僧,介绍了隋唐的政治制度、文教制度,所以日本统治者想对其社会制度进行改革,就是改革带有奴隶性质的社会,走向封建社会。这一过程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是圣德太子的摄政,提出新政的措施;一个“大化革新”,把日本带到了封建社会,建立了像中国一样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朝廷发生动乱的时候,圣德太子带兵之时,祈请菩萨保佑!祈求佛保佑!他许愿说:我成功以后,要兴隆佛教,兴建寺院,使佛教得到更大的传播。他成功后,担任摄政辅助推古女天皇时期,就真正把兴隆佛法作为国策确立下来。在政治上首先要加强天皇的最高权威,603年十二月,他制定了《冠位十二阶》,用不能世袭、依能力而定的官吏位阶表示身份高下,以打击世袭的氏姓贵族势力。
    十二阶冠位的名称即是以儒家德目命名的。其顺序是德位、仁位、礼位、信位、义位、智位,每个德目又分为大小两阶(如大德、小德、大仁、小仁等)。在“德”之下的“仁、礼、信、义、智”被中国西汉的董仲舒视为“五常”,可见影响圣德太子的已不仅是孔孟时代的原始儒学,而且有西汉以来经中国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改造的、适应中央集权统治的后儒思想。十二个等级带着不用颜色的帽子,表示等级不同,打破过去贵族要参政,但是又互相争地位,弄的朝廷不合,不服从于天皇的局面。这个十二阶位的帽子谁授予呢?——天皇。权利归给天皇,有的阶位高,有的阶位低,甚至更低。这一等级的实施,便于天皇来控制群臣,加强中央集权,这是第一个做法。这种做法是借鉴、效法中国的政治制度提出来的。
2、佛教被写入宪法,提高到“施政、施教”指导地位
    第二点,公布十七条宪法。这个宪法的概念和近现代宪法的概念不一样,相当于示众的纲目,带有道德的性质。《宪法》明确提出“国无二君,民无二主”,诸侯不得直接向平民征税。《十七条宪法》的制定,日本历史上首次提出的较为完整、具体的建立中央集权的政治纲领,日本成文法治由此开始,为“大化革新”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十七条宪法中的第一条是“以和为贵”、另一条是“笃敬三宝”。圣德太子采取的另外一个措施是外交的,派使者入隋,派留学生、留学僧到中国学习。他为兴隆三宝在地方上造寺、造像,提倡讲经,研究佛学。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纪念中日佛教交流一千四百周年》,就是前年。一千四百年前,607年,圣德太子亲自委派小野妹子为使节,出使隋朝。当时隋炀帝即位了,圣德太子派使来恢复邦交。虽然日本和中国隔海相望,当时交通不太发达,但他对中国的事情还比较了解。通过商人等各种途径了解中国,知道隋代改变了北周灭佛的做法,恢复了佛法。随着佛教的大发展,隋文帝在一百一十一个州建舍利塔,然后同时搞佛事,建寺院、护僧,发展佛教。
    日本了解到隋炀帝的做法后,派了几十人来学佛法。几十人在当时不得了,几十人不是十个人,这在当时是很大的事情了。派了两次。第一次的名字没留下,第二次每个人的名字都留下来了。这些留学生、留学僧,比较而言,留学僧的人数更多,在中国生活了十年、二十年,有的甚至是三十多年,可以说是中国通。这些人在后来的兴隆佛法当中,在推动日本的社会进步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圣德太子亲自为《胜鬘经》、《维摩诘经》、《法华经》这三部经做注疏。注疏是对经典进行注解,表达自己对佛经的理解,自己的佛法主张。从这三部经的注疏来看,他把大乘佛法,看的很高。他对《法华经》主张“一切人可以成佛”、“三皈依”的思想很看重,这影响了日本佛学的发展,是按着中国佛教的发展的方向来发展的。
    在南北朝以后,中国佛教出现了判教,到了隋唐还继续盛行。判教就是在佛教中根据义理的浅深、说时的先后等方面,将后世所传的佛教各部分,加以剖析类别,以明说意之所在。判教把大乘佛教判为中国佛教的主体。圣德太子把《胜鬘经》、《维摩诘经》、《法华经》这三部经,特别是“人人有佛性,人人可以成佛”的思想放到很高的地位,加以提倡,这对日本佛教界,对日本社会影响很大。《胜曼经》(胜鬘狮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广经),是讲胜曼夫人由父母引导,闻法见佛而生信解,得到授记,即于佛前演说一乘、一谛、一依等大乘佛法,讲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相当于佛性,人人都有。《法华经》是佛陀释迦牟尼晚年所说教法,属於开权显实的圆融教法,大小无异,显密圆融,显示人人皆可成佛之一乘了义。因经中宣讲内容至高无上,明示不分贫富贵贱,人人皆可成佛,说一乘圆教,表清净了义,究竟圆满,微妙无上。经中宣说恶人也可以成佛,如提婆达多;女人也可以成佛,如龙女……这部经的思想对日本影响很大。
    圣德太子把来自高丽的、来自中国的僧人作为弘法的栋梁,留学生、留学僧都得到重用,推进对中国先进文化的学习。佛法在日本早期弘传过程中,不仅仅是宗教本身的事情,它完全超越了宗教,影响了整个日本文化、政治……因此说,佛教对日本的影响比中国更加明显、更深刻。中国与日本不同之处,儒家文化是中国正统的文化,这一地位在汉代已经奠定,一直处于支配地位,从未衰落过,佛教只作为儒家文化的辅助文化。此外,中国还有道家文化、道教文化。
    日本不是这样,佛教进入日本时,他们就认为佛教是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当时日本公布十七条宪法,包括:“以和为贵”、“笃敬三宝”等。《十七条宪法》并非法律,而是对官员的道德训诫,它表明了圣德太子推行社会改革的指导思想,为未来的封建国家制度勾画了蓝图。十七条宪法第二条:“笃敬三宝”,佛教是“四生(一切众生,包括胎生、卵生、湿生、化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由此可见,日本将佛教置于施政、施教的指导地位。十七条宪法,十七个施政纲领、施政纲目,第二条就是“笃敬三宝”,第一条就是“以和为贵”。“以和为贵”来自“周礼”,也来自中国。为什么要列“以和为贵”这条?原来日本当时内部总是争夺权力,斗的不可开交。天皇有权,但是往往权威不大,所以他搞十二阶层的帽子,然后授予官位。谁授?天皇授,目的是加强中央集权。第二条就是“笃敬三宝”,就是使用佛法治理国家。“笃敬”就是真心的,实实在在依靠三宝,认为佛教是一切生命体的归结之处,归宿啊!是世界各国的最高的标准。何时何人不皈这个法?不把佛法作为最高地位呢?他们认为只要不是最坏的人,都能教而从之,最坏的人是很少的!通过教育使他改变,使他服从。岂有不皈依三宝之理?你不皈依佛法僧三宝怎么能改变你的错误?改变你的缺点?“枉”就是不足、就是错的。太子当时的地位是摄政,这个宪法是向全国的臣民公布的,所以处于施政、施教指导地位。通过施政宪法公布到全国,影响很大。
3、佛教在社会政治文化中的地位
    那么后来佛教的地位怎么样呢?也很高。
    七、八世纪日本发生了“大化革新”,“大化”的元年是645年,当时的天皇在这一年开始实施新政,引进唐政治文化,建立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和封建制社会制度。留学隋唐的留学生和留学僧起了重大作用。连续几个朝代,换几个天皇以后,这个革新才基本完成。“大化革新”是日本古代最重大的变革,标志着日本进入封建制社会。其主要推动者中臣镰足和中大兄皇子都深受中国封建思想和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影响。他们的教师南渊请安是圣德太子派往中国大陆的留学僧,是“大化革新”的幕后人物。
    中国的唐代皇帝是中央集团最高首领;下面有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有六部:吏、户、礼、兵、刑、工。日本仿照这个制度也提出自己的政治结构,设有中国没有的“神祗官”,管神道和佛教;还有太正官,相当于中国的中书、宰相;中国宰相下面有六部,日本设了八部,分管官吏(就是现在组织部似的)、分管经济、分管农业、税收、刑法,还有礼仪、外交……,以及宗教。这种中央极权制度的设立,从隋唐引进的,当时已是唐代了,隋唐制度基本一致。
当时的日本留学生、留学僧在中国常常一呆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南渊请安在中国留学长达32年,是留华时间最长的留学僧,还有一位僧人——宋旻,呆的时间也很长。这些留学僧、留学生为统治者当顾问,对推动这些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有的天皇,从很小的太子时就跟着这些留学生、留学僧学习文化,那时还没有日本字,学的是汉文化,学中国的儒家经典,同时学佛教的书,所以那个影响很大。佛教对“大化革新”有很大影响,同时也作为一种中国文化的载体,在传播中国先进文教制度、文化当中起了重要作用。留学生、留学僧在指导朝廷改革当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4、禅宗进入日本,并对日本政治形成影响
    这项改革对后面朝代影响很大,持续影响到13-16世纪。室町时代(1336-1573),就是中国的宋、元时期,中国大量的禅宗僧人来到日本,对日本又形成了新的影响。中国自宋代以后,禅宗成为中国佛教当中的主流派别,而禅宗的云门宗、临济宗、曹洞宗……都很有影响。宋代在中国兴起了理学,新儒学,就是道学,“天道性命之学”等等。禅宗的很多僧人非常精通宋明理学,因为有的禅僧出家以前就精通儒学,有的出家以后继续研究外学。很多禅宗的僧人到日本以后,也把理学带到日本。当时去的禅宗僧人很多,有的是被请去的,有的是在南宋末年为了逃避元——蒙古人入侵,吞并宋朝,逃避战争到日本去的。他们去了以后,日本的禅宗就发展起来了,特别是临济宗,受了当时掌权的武士的推崇。当时的天皇制,不同于古代天皇制度,镰仓时期,天皇只有一个虚位,没有实权了,朝廷原封不动的还在京都,而掌权的武士代表在镰仓。镰仓时代是以镰仓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武家政权时代,日本从此诞生了武士政权,由此产生了武家政治和公家(指朝廷公卿、贵族)政治的对立。镰仓以后的室町(在京都一个室町的地方),又称“足利幕府”,日本第二个封建军事政权,由大将军掌权,将军下面还有掌权的,或者将军也没有实权了。
    临济宗当中很多的僧人,在日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担任文书,承担外交与宋联络……《史记》中记载,明代(1368)时,到中国来的正、副使节几乎全是懂中文的禅僧。我有一本将要出版的书——《中国佛教东传日本史》,特别加强了这方面的介绍。当时日本的禅寺,是官方寺院。禅寺是“五山十刹”制,禅僧在文化思想界占据绝对的优势,汉文、汉诗、汉文化和“宋学”——程朱理学,经禅僧而影响到武士,乃至整个社会。所以,这一时期,就是14-16世纪,佛教在思想文化界还是占有重要地位。
5、佛教对神道的控制和影响
  佛教传入日本后,原有的神道教被消化、吸收,纳入了佛教的体系。为什么神道教会被佛教吸收?主要因为神道教的理论体系比较简单,不像佛教具有系统、深奥的教育体系,所以受到佛教很大的影响。通过各种方式、传说,使人们认为日本的神是佛菩萨的化身,是佛教的护法神,所以在神社的附近或者神社内部设立神宫祀,由僧人来掌握,在神前诵经。神道教没有经典,有的神道没有像,就如同中国古代的方法搁个镜片,类似道教的一些做法。把握神社大权的是僧人,掌握神社理论解释的是僧人。神道被纳入到了佛教的体系,也带来了很多矛盾。他们想摆脱,也摆脱不了。到镰仓时代,还形成了山王神道、真言神道,进一步的神道化。
    本应通过佛才得以拯救的神逐渐被视为佛的权化和垂迹,神佛融合理论开始形成,产生了“本地垂迹”说。什么叫“本地垂迹”?其解释也来自中国。中国后秦解释《维摩诘经》时,有人提出“非本无以垂迹,非迹无以显本。”说如果没有本地,没有本体的佛,也就没有外面显现的他的化身,没有这些化身,也就显示不出他的本体来。“垂迹”原来是基于《法华经》的思想,所谓“本地垂迹”是指作为本源的佛、菩萨为了拯救日本的芸芸众生化身为神来到日本,佛、菩萨化身的日本的神被称为权现,此种意思的“垂迹”一词据说最初是由延历寺的僧人慧亮于贞愿元年(859年)向贺茂、春日两社申请天台宗年分度者的上表文提出,表文上写“大士垂迹,或王或神”,此外承平7年(937年)由大宰府向筥崎宫递交的命令造宝塔的文书中也记载有“彼宫此宫虽其地异,权现菩萨垂迹犹同”,意思是宇佐八幡宫与筥崎宫虽处两地,但权现菩萨即八幡神垂迹于此这一点是一样的。再有,平安时代末期以后,开始流行各种神都有与之相对应的原本佛身的说法,例如伊势神宫的原本佛身就是大日如来。
    后来,天台大师解释《法华经》,二十八品当中,前十四品是迹门,后十四品是本门。《如来神力品》,我成佛以来,久远的那个佛就是法身佛,那以往都是他的化身。化身跟本体、本地是有区别的。那么佛教的判教结果就是神道教的任何一个神,也不外乎佛菩萨的化身而已。这样的话就将神道纳入到自己的体系了。比如说日本的天照大神是皇室的祖先神,太阳神。这个真言神道就说那个天照大神就是大日如来在日本的化身。两部神道,还有外面一个神道,也是用佛教来解释。天台宗的神道更有意思了,山王一实神道,现在你们到日本去啊,京都的东边有一个比睿山——天台宗的本山,它有供奉一个神社,叫山王神社,那个山字怎么写呢,三横一撇,王也是三横一撇,这就是一心三观,三谛圆融。比睿山的日吉神就是佛菩萨的化身,有事就派这个山王神道到京都去闹事去。为什么?谁也不敢惹,因为天台宗的势力太大了。这个是神社。明治维新以后,有一段时期,佛教受到了神道的反弹,出现过“诽佛毁寺”的运动,神宫寺被拆掉,僧人被赶跑了,佛经被烧了。这是因为神道的发展出现了复古,复古神道。1867年,68年,明治维新的指导思想就是复古神道。佛教受到压抑,但很快又恢复了。至少在明治维新以前,神道被佛教所制约。佛教的地位多高呀!
6、儒学辉煌期
    江户时期,儒学开始从佛教中分离出来。德川幕府将军推崇宋明理学——道学,特别是朱熹的著作。幕府时代迎来了朱子学史上的全盛时期,开始了儒学史上的一个崭新阶段,提倡“大义名分”——忠、孝、仁、义。幕府将军,掌握实权,在名义上他是尊天皇为最高地位的,但只是个虚位而已。藤原惺窝是这个学派的先驱,他的学生林罗山在使朱子学成为德川幕府的官学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最初的儒者藤原惺窝、谷时中、山崎闇斋、林罗山等,几乎皆出身于禅僧。这个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在同佛教和神道教斗争中,曾经用理性主义去批判非理性主义。藤原惺窝父子世世代代管幕府的朱子学的。
7、佛教长期占据优势地位的影响
    日本在十六世纪左右,跟中国几乎相同的一个情况出现了,天主教,特别是旧教的天主教开始进入。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的东方,内外交通发达。天主教中的耶稣会,用军队编制的,传教能力特别强,它来东方找传教点,进入中国是明末、清初之时,也有的到日本传教,一些传教士开始打着佛教的旗帜,它的寺院名字叫南蛮寺。人们起初分不清。日本当时在沿海地区,有很多诸侯国,这些诸侯有很大的权利,有些就和基督教结合的紧密一些。基督教的人来了,天主教的人来了,把最先进的西方的科技、武器带来了。幕府的最高领导开始没意识到其危害,还支持其传播,后来发现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了,就开始排斥,为了镇压基督教而推行的“寺改”(“寺门改”、“宗门改帐”)制度,佛教实际被规定为“准国教”。幕府当时可以借助的力量除了佛教,没有第二种选择了。
    幕府接受了高僧们的建议,用法制的方法加强寺院与信众的关系,规定每一家、每一户、每一个人必须成为同一寺院的信徒,必须成为同一派别的信徒。开始一家子可以是不同派别的,比如他是真宗的,他是临济宗的,比如儿媳妇是临济宗的,公公婆婆可能是真宗的,可能弟弟妹妹是净土宗的,后来是不行的,一家子只能信一个派别,到寺院去注册。当时没有户警,就等于建立了户口簿。每一个大村就把各个寺庙的簿子拿来一登记,那就是村公所的户口本,这个权利可不小啊。如果你不去登记,就被作为天主教徒受到镇压,有的甚至杀头。为了试验你是不是天主教徒,在前面地上铺一个玛利亚的像,天主圣母玛利亚的圣像,拿脚踩一踩,真正有信仰的不敢踩呀。你敢踩,就说明你不是天主教徒,然后登记。到现在很多文献都留下来了。还不仅如此,你如果成为了这个寺院的信徒,你的家人死了,这个派别的寺院来验尸后,才能火化,才能入葬,骨灰放在寺院里头。
    日本是长子制,别的孩子继承不到家产。你到外地找工作、旅行怎么办呢?谁开证明啊?寺院开证明。某某是我寺院的信徒,请各处一路关照。(笑)没有这个就不安全,找不着工作,到哪去不留你。你如果说你是天主教徒,那可能要受迫害的。这样就形成了严格的寺坛制度,坛就是坛主,就是寺主。另外每个宗都要有自己的本山,总本山,大本山。天台宗的本山在哪里?在比睿山延历寺,真言宗的本山在高野山东寺……每个寺院都有最高的本山,然后有末寺。末寺上面一层一层的,金字塔型的,严格的本末制。战后,尽管宗教法人成立了,可以分开注册了,但是还是很受影响的。曹洞宗现在名义上还没有分裂,还是永平寺是本寺。你说这个影响大不大?佛教,一直居于准国教的地位。日本的每一位法师,都知道自己什么派别的,包括每个信徒都知道,“我现在是信基督教,但是我们府上是信什么宗的。”为什么这样呢?他定期会去参加法会,要到寺院去拜祭祖先,所以知道是自己,或自己祖上的派别。日本的派别制度非常鲜明,这点中国是不同的,中国是融合性的佛教。
    佛教长期在日本的社会、文化、政治方面占有优势地位,或者说至高无上的地位,造成什么影响呢?
    第一,佛教对日本历史、传统哲学思想和文化艺术等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前些年日本出了本《日本哲学史》,从德川幕府——将军府写起,有了儒学以后写起的。如果再往前写,就是佛教史了。《日本哲学史》这本书商务书馆已翻译出版,佛教的哲学它没有写。文化艺术方面影响也很深刻。如果你去日本参观,百分之八十是参观寺院,到奈良、到东京……看什么?几乎都是寺院。
    第二,佛教是社会意识形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文化、教育中发挥很大作用。日本选举,重选民。谁敢得罪教徒?基督教有自己的选举权,佛教徒也有。真宗教徒大量在农村,净土真宗很有势力。七星教派,战后在城里发展迅速,宗教团体创价学会,在六十年代的时候就是第二大在野大党,前几年是执政党,跟自民党联合执政。公明党,是在创价学会基础上成立的。日莲宗是日本十大派别之一,能不影响选举么?池田大作是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国际创价学会会长,其著作大量翻成中文,每次他出版著作(因为我跟他关系也比较近一点)都给我寄一本。他写大量的劝世作品,结合当代实际情况写一些著作。二十一世纪是和平的世纪,要和平,要反战……日本大量的学校,都是佛教办的。
    第三个,佛教的一些教义、伦理、节日、习俗,已经深入民间,与日本民族的日常生活密切结合。你到日本去居住,四五月份很热闹,经常看街上抬着佛像游行。特别是花儿节,就是佛诞节,七月十五,你只要佛教界有朋友,往往收到礼物,哪来的?盂兰盆节。盂兰盆节在日本是仅次于元旦的盛大活动,原来是佛教的法式。这个日子各种放假,公休,一般都用阳历,也有的用阴历。我在日本也得到他们送的礼物。盂兰盆节,一封信,还附带礼物。日本的佛教很有自己的特色。
    日本佛教的地位高,影响深远。日本佛教的传入过程、发展过程,是日本社会政治改革、进步的过程,也是日本的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这当中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直到十三世纪,十四世纪,汉诗、汉文章还很流行。日本明治维新是1868年,天皇的第一个诏书还是纯汉文写的,他们以后翻译的那些东西,用汉文来翻译,符合汉文语法,“之、乎、者、也”都能加进去。日本人觉得古文雅,用别的方式表达不雅。比如《人间宣言》,“我天皇是个人,不是神”,那是很重要的文件。战后,麦克阿瑟代表盟军司令部占领日本后,要求天皇发表宣言,因为当时好多自杀的,不安,天皇不行了,不得了了。“我是天皇,不是神,是人哪”。因为过去的天皇又是神又是人,他是代表天照大神的子孙,是神统,即代表神统,又代表皇统。
    1985年在日本召开的中日第一次佛教学术会议,有个招待晚会,一位日本教授上台感动地说,“给中国要报恩!……”我能理解。佛教对日本的文化、社会影响太大了!

三、天台宗与密教密切结合


    天台宗是天台智者大师——智顗创立,是中国佛教最早创立的一个宗派,并于9世纪初被日本僧人最澄传到日本。最澄——日本平安时期的高僧,到中国天台山求法,传播天台宗的同时传播真言密宗。最澄在日本阅读了天台“三大部”以及《维摩经疏》、《四教义》等天台教籍,自此深深皈依天台妙旨,萌发了入唐求法的愿望。“天台三大部”即天台智者大师所讲述的三部典籍——《妙法莲华经玄义》、《妙法莲华经文句》、《摩诃止观》各十卷。唐贞元二十年(804年),他经日本天皇的批准,率弟子义真等,随日本第十二次遣唐副使石川道益抵中国。九月二十六日来到临海,遂谒见台州刺史陆淳。时天台十祖兴道道邃大师正应陆淳之请,于龙兴寺开讲天台教义,最澄乃从之学《摩诃止观》等。
    当时是唐朝后期了,密教非常盛行。从台州天台山,最澄先得道邃法师传天台宗,得到三大部,特别是湛然的著作。荆溪湛然——天台宗的九祖,著有《法华玄义释签》二十卷、《法华文句记》三十卷、《摩诃止观辅行传弘决》四十卷等,对天台宗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入天台山后,也先后师从禅林寺僧修然,得授牛头禅,将牛头宗带入了日本;从国清寺僧惟象,得传大佛顶大契曼荼罗行事;他在天台山还受了大乘的“梵网戒”。最澄自称为四宗全承,天台、密宗、禅宗、戒律,归国以后,在比叡山正式建立天台宗。然而,天宗成立之初受到了来自于奈良佛教的排斥,他就强调天台宗以《法华经》等大乘经典为主要依据,传承了天台三大部等等,天台宗是大乘佛法,不再到奈良受《四分律》戒。《四分律》是会通大乘菩萨的圆教义理,阐发律学精要的法本,是南山道宣律祖所编修。汉传佛教,包括道宣律宗,都是以自律作为戒律的基本依据,无论是传教,受戒,还是做羯摩等。《行事钞》、《四分律含注戒本疏》、《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后世称之为“南山三大部”,为南山律宗的根本著作。其中《四分律含注戒本疏》四卷,解释律祖所集的《四分律含注戒本》,《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四卷,解释律祖所集的《四分律随机羯磨》,叙述出家众的受戒、安居、自恣、布萨等行法。
    原来天台宗的僧人每次下山到奈良受戒,都被奈良佛教吸引去一些。奈良佛教地处奈良,条件比较好,人多;天台宗在山上,条件差,人少。鉴于此,最澄就说我天台宗是大乘佛教,不受小乘戒了,不受《四分律》了,我在山上做戒坛,不要下山了。因此,日本天台宗就与中国的天台宗有区别了,废弃小乘戒。其实,道宣律祖是用大乘方法解释的小乘戒,他也不承认,只受《梵网戒》和《菩萨戒》,这是日本天台宗与中国天台宗的一个区别。另外,他要求弟子学习“止观业”、“遮那业”。“止观业”即学习《法华》、《金光明》、《仁王》等诸经,修止观(即定慧),以达成天台圆宗三学;“遮那业”系学习《大毗卢遮那经》等,修真言密教。这一点也是日本天台宗与中国天台宗的区别,中国的天台宗和密教是有的区别的,但日本的天台宗是合一的。日本天台密教被称为台密。
长期以来,中国人对台密、东密不清楚,实际都来自日本。台密是天台密教,比叡山为中心的天台宗的密教。东密即指空海所传,而以东寺为根本道场之日本真言密教,又称东寺流,相对于天台宗之“台密”而言。藏密,那是中国的。天台的圆教、密教、禅、大乘梵王戒“四宗相承”,是日本天台宗的另一个特点,是与中国天台宗有区别的。天台宗的圆仁、圆真,都到中国来留过学,当时正是唐代后期,密宗特别盛行。唐代后期,安史之乱后,国力衰弱,少数民族武装经常侵扰长安、洛阳。朝廷经常举行密教大法,攘敌,就是制服仇敌,保佑长安的安宁,保佑皇室的平安。从不空以后,几代密教都是盛传不衰。圆仁(794-864,三代座主)、圆珍(814-891,五代祖师)也从中国带了大量的密教经典回到日本,为台密添加很多新的解释,认为天台宗的有的方面不如密教。在理的方面,天台宗最优越;但在事的方面,还是密宗优越,结果使天台宗更加密教化了。圆仁、圆珍认为,天台宗的《法华经》虽然有“事密”,但无“理密”,而密教“理”、“事”俱密,最为优胜,到寂然的时候,提出了以真言宗为第一,密教第一,佛心宗为第二,法华宗为第三,即天台宗为第三,就把法华宗排在最低。这种排法后来引起了日莲的反击,那是后来的事了。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的天台宗已经不等同于中国的天台宗了。

四、真宗“信心为本”、“恶人正机”


    现在日本的宗派,按照传播顺序来看,华严宗、法相宗、律宗不怎么流行了,现有天台宗、真言宗、净土宗、净土真宗、禅宗(临济、曹洞、黄檗)、日莲宗等,每一个宗都有很多派别。上述宗派有的传入日本时间较早,有的较晚,是明末清初传去的,如临济、黄檗宗等。真宗是净土宗的一支,是从净土宗独立出来的。天台宗有个僧侣源信写了一本《往生要集》,详细介绍了印度、中国为代表的净土学说,大量引用了佛经及中国佛教的论述,宣传天台宗“观念念佛”和善导等“称名念佛”理论的,认为进入末法时代,只有弘传阿弥陀佛净土念佛法门,才能拯救众生。佛教认为正法500年,像法1000年,末法1万年,他用佛教内部流行的这种危机感,激励佛教徒要更加努力、精进的修法,否则佛法将灭。他的这种思想的形成是有历史原因的。当时,日本社会处在平安后期,社会危机加剧,武士发展壮大,战乱增多,上至贵族,下至平民,人人都有危机感,此时候净土系很容易流行。源信的《往生要集》,把一切净土的经典加以摘录,然后加以评述,影响很大,为后世日本净土宗重要教典,他的净土教思想为镰仓时期的新佛教奠定了基础。
1、真宗的兴起
    12、13世纪的镰仓时代,相当于中国的隋唐时期,从佛教发展史的角度,就是佛教在日本的民族化进入完成阶段。镰仓时代最早成立的佛教宗派是源空(法然,1133-1212)创立的净土宗,他著的《选择本愿念佛集》继承中国道绰、善导的净土学说,提倡口称念佛,认为念佛的次数越多越好,可以借此灭罪往生,心念也提倡,但是更重要的是口念。口念消业往生,多少世的恶业可以消除了,然后往生净土。这是法然一支。但是,法然成立的净土宗发展很快,受到了天台宗的排斥。天台宗在日本是很有势力的一个教派,在京都的东北,有僧兵三千,僧人可以带着武装打仗的,给当时的朝廷很大压力。天台宗在日本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把佛教的理论同神道思想结合在一起,即将比睿山的镇守大神“日吉明神”作为本地释迦佛的“山王”。“山王——实神道”的出现标志着这一时期的神道已经依附佛教。当时的寺院在政治上极其有地位,寺院势力成为最大的政治势力,一切“政令”皆出自寺院。在军事上,寺院拥有“僧兵”,天台宗的“僧兵”以最为凶悍而著称于世。如果不满意他们就抬“山王”——神社的神像,那个神谕,谕就是教,禁从,来示威,朝廷就罢政,不敢上朝了,就可以到达自己的目的。他们一再上奏说净土宗是邪教,必须加以镇压,因此,元空就被流放,那么他的弟子也跟着被流放到偏僻的地区。几年后,元空被赦,又回到了京都继续传教,净土宗传播下来了。
    元空有个弟子亲鸾,年青时特别英俊,并善于说法,很得朝野钦敬。当时摄政王公关白之女,私恋亲鸾,意欲逼他还俗结婚。于是摄政王公关白逼婚亲鸾,亲鸾无法,在其师父法然上人同意之下,乃舍戒还俗结婚,并迁出原住之寺院,另建新居。他大概前后有六个孩子。被赦以后仍过着俗家生活,但继续以宗传法,类似于中国居士传法的形式,后来他的弟子们都采取了相同的传法形式。专职传法,影响很大。亲鸾(1173-1262)著6卷《显净土真实教行证文类》,简称《教行信证》,特别提倡对阿弥陀佛本愿“他力”的信仰,尤其重视念佛的信心、信念,主张“一念净信,往生成佛”。
2、真宗“信心为本”和“恶人正机”说
    亲鸾死了以后,他的弟子唯圆,在亲鸾死后根据他的回忆整理了亲鸾生前的一些语录,指导写了《叹异抄》,对亲鸾“信心为本”和“恶人正机”说有很大发挥。中国净土宗念佛有几种形式,一是称名(持名)念佛,即口称佛名(多持阿弥陀佛),专心念诵;二是观想(含观像)念佛,静观佛的形象、眷属、净土、光明,或忆想佛像等,此法也可与称名念佛结合起来用;三是实想念佛,指以实相心念佛,或念佛的法身,以明非空非有的中道实相。认为欲望炽盛的“恶人”正是阿弥陀佛刻意要拯救的主体,认为“善人尚可往生,何况恶人。”生前如果念佛,佛派人把你接引到西方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免除了人间一切灾难,达到净土不退转的地位——相当于菩萨地位。如果你有恶业的话,那可能你在那个莲花里头,永远打不开莲花,多少劫也出不来。
净土真宗理念跟中国佛教不同。虽然亲鸾是元空的弟子,元空继承了道绰、善导一系,提倡口称念佛,哪怕是恶人也能念佛往生,消业往生。善导的《观经四帖疏》四卷特别提倡口称念佛,亲鸾就不是这样了。他说可以念佛,念佛是为了表示对佛的感谢,真正往生需要的是信念,信心为本。只要有了信念,相信阿弥陀佛的这个愿力——四十八愿,相信阿弥陀佛有这个能力,就可以他力往生。他认为个人是没有能力往生净土的,不管做多少善事儿,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现实罪恶行为是前世的业报,往生净土靠的是念佛的“他力”信心,故往生成佛超越于个人的善恶行为,与个人善恶行为无关。他的逻辑就是“信心为本”,他主张一念净信往生成佛,不仅是那个不退转境地,往生净土就等同于成佛,这个就是亲鸾的主张。这一点跟中国的净土宗不同。
    还有不一样的,亲鸾的弟子唯圆,在亲鸾死后著了《叹异抄》,对亲鸾的理念有新的发挥,认为五欲炽盛恶人是念佛往生的主体。这些人就是追求好看的、好吃的、名誉地位这些东西,充满了欲望,这些普普通通的人,这是阿弥陀佛要拯救的。因为他们非常相信阿弥陀佛,不相信自力,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圣人、善人则认为我有钱,我可以去盖庙,我可以念经;我有文化,我可以学佛经,我可以修行,往往相信自利,对阿弥陀佛的他力半信半疑,连这些人都能往生,何况这些净信他力的五欲炽盛的恶人。他的逻辑是善人尚能往生,何况恶人呢?这个逻辑与中国净土宗思想相反。中国儒家伦理,我们的民族传统——善为本位。我们说“恶人尚能往生,何况善人?”如果我们把“小学生尚能上大学,何况大学生?”换成“大学生都能上大学,何况小学生?”你看反了吧?他认为“纵杀千人,不影响往生。”这种说法看了让人毛骨悚然。
    他的这种思想含有两层意思,就是往生西方的两条途径。一个是自力,靠的是道德修养。他认为道德修养是人间的事,是自力,解决不了往生的事。一个是他力,是解决往生问题的。他力是超越于道德之上的,往生西方净土,不靠道德,不靠行善,靠的是阿弥陀佛,这个纯粹的他力。一个人做了坏事,他被杀了、被害了,是用业来解决,前世的业报,他应该如此。这就很可怕了,所以日本净土真宗特别在后来发生的琉球战争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日本在1965年日俄战争中,大多数的从军僧是真宗的僧人——净土真宗。平时做思想工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安抚工作、治病,死了以后做丧事。这样使日本兵打仗没有顾忌。他们不认为我做恶了,将来升不到净土极乐世界,那是两回事。你做恶那是前世的业报,前世业的报应,被杀的那是应该被杀。往生净土靠你是不是相信他利,相信阿弥陀,相信就能往生。这种东西至少在中国是没有的,不符合中国的伦理传统的。日本真宗到现在都没有改变这个看法。我写《日本佛教史》以前,怕对其理解有误,在去日本净土真宗大谷派所设立的大学——大谷大学演讲时,特别讲了中国学者所理解的真宗,谈了“信心为本”和“恶人正机”的问题。讲完了之后,他们的教授说:你的见解很对,我们真正符合西方宗教的传统、做法、思想,我们真宗是深入宗教核心的。因此,我打消顾虑,回来敢于把书出版。不过他们的这种思想在中国不宜提倡。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念佛还立足于平时做善事,不要受这种思想影响。
    任何一种思想形成是有其社会背景的。当时日本真宗兴起以后的武士阶层特别信仰净土宗和净土真宗,这种思想在近代受到推崇,日本的近现代历史大家都知道,可以理解。中国的逻辑也讲他力,但是是以善恶往生为本位。日本人被称为恶人,真宗被成为恶人,并不感到这是骂人。日本出版一本书——《恶人亲鸾》,亲鸾自己说我就是恶人,真宗的创立者称我就是五蕴炽盛的恶人。我们在日本时,与我的朋友,大谷派的常常一块儿晚上聚会,有时候一块儿喝酒,我说我们都是恶人。他说“是啊,我们都是恶人。”他们的恶人和我们的现在所说的不太一样,就是平常的人,没有完全解脱五蕴的那种人叫恶人,不是中国指的那种恶人。

五、日莲宗以《法华经》题为核心的教义体系


    日莲宗以创宗者日莲的名字命名,与中国佛教有直接关系。日莲认为只有《妙法莲华经》是正法。建长5年(1253),日莲归乡访亲,4月28日登清澄山,向着海上初升的红日,高唱《南无妙法莲华经》10遍,为日莲宗创立之始。日莲于1222年诞生在日本安房国﹙今千叶县﹚的一个小渔村,时当镰仓时代,也是日本历史上一个激剧动荡的时代。日莲宗是一个比较有吸引力的宗派,以法华经题为核心的,就是妙法莲华经题目为核心。大家可能有的见过日本人,只念诵“南无妙法莲花经!南无妙法莲花经!……翻来覆去的念着,这就是它教派的要求。中国人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释迦摩尼佛!”“南无观世音菩萨!”……但“南无妙法莲花经!”这个在中国是没有的。
    日莲(1222-1282)虽出身于日本天台宗,奉《法华经》为最高经典,但所创立的日莲宗具有与天台宗不同的教义体系。日莲认为在末法时代,最适宜众生接受的以《法华经》题为中心的佛法,他在《立正安国论》、《观心本尊抄》、《开目抄》等著作中从不同角度论述自己的教义理论。他认为佛教的发展要适应时代需求,从“教、机、时、国、序”五方面论证,认为以《法华经》题为核心的最上妙法,为末法时的日本众生所需要。“教”就是佛教、教法,他认为从小乘教到全大乘教,然后进入《法华经》里面的“迹”门之教。全就是方便之教,声闻、缘觉、菩萨三种不同的说法,称为全。中国的天台宗创始人,把《法华经》的前14品作为“迹”门,不是佛的法身佛的显现,他的活动、他的思想、他的教法,把这个作为“迹”门14品;把后14品,特别是《如来寿量品》、《从地涌出品》作为重点,为“本门”,就是专门论述。他认为小乘到全大乘,《法华经》的“迹门教法”到“本门教法”,最高的法就是《妙法莲花经》的题目,代表了一切最高的佛法。正法、像法、末法,越到后,应该拿出的佛法越高、越精致。他的这种说法,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智顗在《法华经玄义》中对《法华经》这个题目有专门的论述。他认为《妙法莲华经》题目里头包括了“一念三千”这个教理,“十法界互具”、“三谛圆融”都有了。他认为天台智者大师是值得尊重的,但他传的是天台的“迹”门之法,而不是众门之法。迹门之法是讲的“理据三千”,而不是“事据三千”。念《法华经》题目就等于念一切佛菩萨,得最高功德。“机”就是接受法的人,认为在末法时代的日本,最应该得到的法就是妙法莲花经题。“时”指末法时,“国”是日本,“序”传播的前后,他是从不同的角度讲,末法时代,最高的妙法就是念颂妙法莲华经题目。
日莲宗的三大密法,日莲宗体系当中的的核心部分:
本门的本尊:经题“妙法莲华经”(大曼荼罗)——佛宝、定;
本门的题目:称念“南无妙法莲华经”——法宝、慧;
本门的戒坛:持奉“南无妙法莲华经”——僧宝、戒。
本门的本尊,就是“南无妙法莲华经”,不是个佛像,日莲手写的《南无妙法莲华经》,这个字旁边写了好多护法神的名字,这里有大曼荼罗,曼荼罗就是他供奉的一个对象,不是画的,不是印的那个像,这就是本门本尊,也就是佛宝,也就是定。本门的题目就是念“南无妙法莲华经”,这就是法宝,这就是慧。本门的戒坛,在寺院里头供奉《南无妙法莲华经》这个大曼荼罗,这就是僧宝,也就是戒。每一家的信众,家里有佛堂,佛堂里头供奉的也就是印的或者是写的“南无妙法莲华经”,这就是戒坛,每天早上来念,“南无妙法莲华经”。
    最后,末法时代最容易被拥当为日本杰出的佛法,就是念“妙法莲华经”,每人都成为他的信众,这是他最高的理念。三大密法,就指的是日莲宗的教法,他认为这个佛、法、僧,戒、定、慧一体,简单易行。当时传播的日莲宗最大的特色——排他性很强。日莲受到三次迫害,第三次没事儿了,流放两次,差点被杀头。他提出四句格言:“念佛进无间地获,禅宗是天魔,真言宗导致亡国,律宗是国贼。”引起各宗的反对,为其师道善和邑主东条景信所怒逐;遂逃往镰仓结草庵,日夜诵读《法华经》,并时到街头高唱《法华经》题目,赞其功德,向来往男女传教。他在幕府街上传教的时候,被扔大石头子。他自称:我是《法华经》的常不轻菩萨,你打我没关系,你们都是佛。我传法没关系,你不理也没关系,我就念“南无妙法莲华经”,你打我没关系。1260年,将所著《立正安国论》上之幕府,以立正为因,安国为果,立正就是信仰《法华经》。要求禁止净、禅诸宗,专奉法华信仰,大触北条时赖之怒,以诳惑罪发配到伊豆(在今静冈)之东。两年后被赦回镰仓,仍骂诸宗如故。后又被幕府逮捕,发配佐渡(在今新)。他在此为诸弟子撰《开目钞》、《观心本尊钞》等,阐明宗义,采取阐述“摄受门”的态度。三年后被赦回镰仓。

六、日本曹洞宗道元“修证一如”论


    曹洞宗,禅宗的一支,是洞山良介、曹山本寂创立的。
    道元于1223年与明全到中国,历游天童、阿育王、径山等著名寺院,后回天童寺谒新任住持如净(曹洞宗第十三代祖),在中国留学5年后携带明全的遗骨于三十二岁回日本,创立日本曹洞宗,把曹洞宗传播开来。然而,他所著《正法眼藏》、《普劝坐禅仪》等所阐释禅法与中国曹洞宗有所不同。道元的恩师——天童景德寺的如净是位爱惜光阴者,自十九岁参学以来五十年间,只管打坐而且好意劝人,其指导后进常说:“参禅者身心脱落也,不用烧香,礼拜,念佛,修忏,看经,只管打坐始得。”晚间坐到十一、二时,早上自三时开始打坐,如有盹睡的学人,即以拳打。他以为“世间的帝王官吏,乃至田夫,皆是营营勤苦,如其入丛林学道者何得贪眠?生死事大,无常迅速,难测死于今夜明朝,于其有生之间当行佛法,否则佛法必衰。”道元在天童寺时,有一天晚上他的师父如净禅师巡逻禅堂,看到好多僧人入睡,不是坐禅,是打睡呢。如净禅师啪啪啪啪一敲,说:“只管打坐,身心脱落,只管打睡,做嘛?” 你们老睡觉干什么?这一句话不得了,当时有人就惊醒了!道元大悟!听了“身心脱落”、“只管打坐”,觉悟了。他觉得这就是禅法的妙旨,找师父印证。师父说:“脱落脱落,身心脱落,”认可了。因此,他理解的曹洞宗,最重要的就是“只管打坐,身心脱落”。究竟是身心脱落,还是心尘脱落,是有待考究的。中国的曹洞宗到正觉以后,提倡默照禅。默照禅里头有个重要的词儿——“心尘脱落”,心上的灰尘,心的烦恼,断除了,那就是“心尘脱落”,尘土的尘,不是“身心脱落”。但是,日本的曹洞宗就是“身心脱落”,与“心尘脱落”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把你的烦恼,彻底断除。
    他临回国时,其师如净禅师就跟他说:“回国以后,不要接近国王大臣,不要在城里住,到靠山的地方,偏僻的地方去,传一个半个徒弟就可以啦!”所以,道元回国后,与临济不同,不是在城里头传法了。回日本后,道元看见建仁寺俗化了,停留建仁寺二、三年即移住于山城深草的废院,到日本的北部福井县,偏僻的地方,建立永平寺传法。日本临济宗受武士道影响特别大,叫“临济将军”;曹洞叫“曹洞土民”,土民就是农民的意思。一个接近幕府、将军,一个是接近老百姓、农民。他反对拜佛、修忏等传统做法,不烧香,不提倡念佛,不提倡做很多法事,这样的话发展的就很慢。后来,曹洞宗的莹山绍瑾法师,即将道元的理念继承下来,也进行了必要的改进,恢复了烧香、拜佛、做法事、念真言等活动,同时,把日本的神道的信仰加进来,扩大了影响。所以现在曹洞宗两祖并列,称道元为高祖,莹山为太祖,称永平与总持为两大本山。
    他这个做法是什么特点呢?就是否定道元的曹洞宗,否定中国一些禅宗的做法。他认为只管打坐就可以了。坐禅与菩提不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说“修证一等”,或“修证一如”;坐禅是“悟来之仪”,本身就是觉悟的表现,二者是平等一体的。一切坐禅是证悟以后的修,悟的表现就是佛性,批评六祖《坛经》是伪书,因为有见性(认为属先尼外道“神我”之说)之想,求本性,佛性。他说这种思想好像《大涅盘经》里的邪门歪道,那个性就是神我,把性当作神我来看待。而且批评禅宗说法,他批评中国儒释道三教一致思想。

七、僧兵和“一揆”


    中国有僧兵吗?
    在特殊时期有这个说法,明代以后的倭寇,在东南沿海侵入沿岸,一直打入河南。戚继光不是打倭寇出名的将领吗?那时候不仅是僧人,民兵都有。官府出面组织民兵,有僧兵的说法。一般情况下,中国的僧兵不可能存在,为什么呢?中国以皇帝为主的中央集权,决不允许寺院藏有大量兵器。日本有僧兵,在日本的古代,僧兵不叫僧兵,叫恶僧,近现代佛教史把他称为僧兵。天台宗有三千僧人,同时就是三千僧兵,关键的时候把头一裹,就拿兵器打仗。诸侯大人都怕他们,不得了呀。一是内部打,还有跟外教也打,另外在日本的战乱时期,僧兵就参与保卫庄园。有时打很多年,有时甚至把寺院全烧了,那真实厉害呀。
    镰仓后期和室町时期,真宗武装、日莲宗武装也十分有势力,常与各地大名诸侯进行抗争,史称“一向一揆”(真宗武装暴动、起义)、“法华一揆”(日莲宗武装暴动)。
   净土真宗的口号是“信义为本,仁义为先”,主要是对治后来好多人不顾及戒律了乱来。他们后来觉得无戒律不行,等于狮子身上的虫子来破坏佛教。僧兵等于半民半僧,这样的话组织起来很方便。僧人武装在战乱时期经常参与打仗,非常厉害。这种现象在中国是没有的,中国不允许这种现象存在。

八、佛教“准国教”地位的确立


    江户幕府(1603-1867)为了镇压来自欧洲的基督教(切支丹)的传播,大力扶植和利用佛教,实行所谓“寺门改”制度,规定每人、每家必须皈依佛教某一宗派并成为某一寺院的信徒。寺院设立相当于近代以后实行的户籍(“宗门别帐”),对居民行施证明身份并进行监督的事务 ,形成严格的“寺檀制度”。
幕府法制规定:本山(宗派中枢核心寺院)与其下级的“末寺”统摄关系、僧人学位、僧官等级等,形成严格的“本末制度”。实际通过行政命令给予佛教以“准国教”地位。

九、日本近现代佛教的改革


    1868年明治维新以后,以真宗为先行的佛教改革取得很大进展。组织上吸收西方管理制度,设立宗议会、管长、寺院重大事务需经议会审议等等;教义加强了普及性的解释和宣传;大力发展文教事业,创办学校,培养新的教务人才;在戒律上取消很多禁欲主义的条款,同时又保留或改造某些有利于保证教团稳固发展的清规禁约;不断吸收先进的科技,利用社会各种媒体,进行社会化传教活动;加强对海外的传教事业。
    日本的近代实行官长制,有的叫坐主,门主,法主等等,最高的首领,下面是宗议会,议事的,管大事,然后还有那些宗务委员会,加强教育,现代化的诠释,办文教事业。办大事,培养人材。戒律上政府不再干预,僧人可以结婚,僧只是一个职业。好多寺院都是个人的,家族化了,通过宗议会议事,通过民主的方法解决重大的事物,同时也保留了大量的,严格的戒律、戒规。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说,禅宗的寺院坐禅期间很严格,有时坐得都不会走路,不许下山,他们化缘的时候坐在桥上,纹丝不动,你给不给钱都不看你,冬天使用泠水。好多中国人不适应,据说在高野山修行,到冬天饿的下山,中国人吃不饱。所以,他们严格修行的时候,戒律也是很严格的。日本海外传教很厉害。

十、文教事业和佛教研究的兴盛


    佛教宗派办的大学31所,大学院18多所。其中不仅设有佛教专业,也广设文、理学科,情况不一。近代直至现在,日本在佛教研究领域取得成果十分突出,对印度、中国和日本佛教的历史、教义理论、文献、艺术等等方面的研究,成绩突出。《缩刷藏经》(《弘教藏》)、《续藏经》、《大正藏》等佛教丛书和佛教辞书、文献集编的编纂出版 。日本佛教研究对中国佛教研究影响也很大。包括最早的工具书,词典来自日本,包括《大藏经》重新输入中国,用现代方法编纂的,还有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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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2-27 16:44:21 | 显示全部楼层
这个讲的真够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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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7-19 16:02:50 | 显示全部楼层
學習來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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